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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哀宗天兴元年,李杲与元好问相识,之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济南道教

道教符法    道教网    2022-12-01    102

李杲与元好问相识于一个动荡的年代济南道教。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正月,蒙金主力在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展开决战,经此一役,金军精锐尽失,再无法与蒙古军队抗衡,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最终失守,哀宗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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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于是大肆虏掠人口,驱其北返,而一些官员、难民为逃避战乱亦北渡黄河,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壬辰北渡”济南道教。天兴二年(1233),曾为金朝官员的李杲和元好问亦作为俘虏“同出汴梁”,被押往聊城、东平,朝夕相处的六年间,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五年后,李杲写成《伤寒会要》一书,其子执中请元好问为之作序,这位著名文人欣然应允济南道教。在序言中,元好问称李杲以“伤寒、痈疽、眼目病尤为长”,而非后世所公认的“内伤法东垣”。造成李杲医学重心由外感伤寒转向内伤脾胃的原因可能与“壬辰北渡”之前的那场大疫有关。

汴京大疫以其惨烈和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加速了金朝的灭亡,但李杲吸取经验教训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脾胃学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济南道教。李杲质疑“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恐“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元好问亦在谈及此事时直呼其为“壬辰药祸”。

然而李杲的救治对于来势汹汹的疫情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其他医者的错误诊断和不当治疗又无法实现对疫情的早期防控,有效阻断疫情的蔓延,最终导致了“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的惨重后果济南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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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阶层应对战乱的能力远不及平民百姓济南道教。壬辰之乱致使“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气而北渡之路道阻且长,死于兵乱、疾病、饥饿者不胜其数。“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即使能够保全性命,儒士们仍面临着被驱为奴的威胁。

元好问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一切,早在汴梁城破之前就毅然上书大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恳请保全五十四位中原秀士并酌加任用,这五十四人中亦包括李杲少时师从的两位名儒一一王若虚和冯璧气冯璧并未“陷于奴虏”济南道教

但在兵乱中其夫人赵氏和三女俱失,其本人“由东平至镇阳(今河北正定)”,后被忽必烈汗以旧金遗老招徕,但他以年事已高婉拒,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终于家济南道教

王若虚于金亡后北归乡里,“闲居无事,每欲一登泰山”,“然因循未暇”,刘郁邀请其东游泰山时,东平世侯严实“率宾客参佐,置酒高会”以迎接,后王若虚于游览泰山途中,坐一大石上,飘然羽化济南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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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二人的境遇比起沦落为奴、客死他乡的其他儒士来讲要好得多济南道教。而接纳了冯璧等诸多文学之士的东平,以及统管该地军民财赋的汉人世侯严氏家族,与元好问和李杲亦颇有渊源。“世侯”是指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在各地任命的军民长官,他们享有自治辖境,统管一方兵、民、财赋等特权,且世代承袭。

这些汉人世侯大多以武力起家,“驰逐射猎之事”“或不能执笔记名姓”,而庇护流亡文士既可以用其所长处理文书、重整赋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又能提高自己的声望济南道教

东平行台严实及其手下的“冠氏帅”赵天锡即以兴学养士著称,他们延揽四方名儒,兴建东平府学,逐渐使东平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壬辰之变后,元好问与李杲“瞑目就束缚”,一同被羁押至东平济南道教。同居东平的这段时间亦是二人思想体系与文学风貌形成的重要时期。

关于李杲流寓的经历,史书并无记载,他本人亦无交代济南道教。我们只知晓壬辰年(1232)元好问与李杲“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与之游者六年”、“至甲辰(1244)还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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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好问在东平的行迹则清晰得多济南道教。他于“岁甲午(1234),羁管聊城”,一年后的春天又至冠氏,在那里,元好问得到了冠氏帅赵天锡颇多照拂。赵天锡“崇儒重道,出于天性,虽在军旅,而文史未尝去手”,又喜纳文士,“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因而对元好问这样的名儒格外关照。

在赵天锡的资助下,羁管之人元好问建起了房屋,安顿好一家老小的他“今晨见此屋,一笑心颜开”,安心在冠氏住了下来济南道教。来到冠氏的第二年(1236)三月,赵天锡前去东平拜会严实,因元好问“宿尚游观”,便邀其一同前往,元好问因而得以与当时山东西部的最高长官结识。

蒙金战争时期,出身平民的严实取得了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地区的实际掌控权,后归附大蒙古国,成为与真定史氏、藁城董氏、济南张氏并列的汉人世侯之一济南道教

“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远千里来见者”,加之东平良好的社会环境,“四方之士闻风而至”,一时间“东平人物之盛为诸道最”济南道教。这次会面后的十几年间,元好问频频辗转于东平、忻州(今山西忻州)、获鹿(今河北石家庄)间,联络结交大批文人名士,与他们一同保护着中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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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与元好问既然“同出汴梁济南道教,于聊城、于东平”,共同度过了六年时光,那么李杲有没有随元好问依附冠氏帅赵天锡?这六年间他还交往过什么人?又是以什么手段谋生的呢?

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李杲与赵天锡有往来,但从《东垣试效方》中收录的一则为元好问治疗的医案来看,李杲至少是曾驻足冠氏的济南道教。这则医案为元好问据亲历所作,蒙古太宗七年(1235),出任济南漕运官的李天翼邀请刚刚移居冠氏的患难之交元好问至济南游玩。

此次济南之行,有老友为伴,又游览了旳突泉、大明湖、鹊山、千佛山、华不注山等名胜,“一代文宗”欣然写下了“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名句,不可谓不尽兴济南道教。哪知元好问自济南回冠氏后竟因“伤冷太过”,几“气绝欲死”,病情一度十分凶险,幸得李杲救治,投剂后“应手而愈”。

胡传志认为,元好问此次去济南曾多次泛舟大明湖上,又连续多日与友人酣饮,纵情之余难免埋下病根,感染风寒,引发疾病济南道教。元好问于该年春天便已移居冠氏,“自济南回”自然是指回到冠氏,如从冠氏去聊城请李杲诊治,似乎并不现实,反之也只能是李杲居于冠氏对元好问施治并“应手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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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曾言其与李杲“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虽然没有提及冠氏,但从上述医案可以了解到李杲在山东的行迹应包括这里,而且很有可能是和元好问在此相处过一段时间的济南道教

寓居冠氏的李杲和元好问,生活相对宽松自由,元好问更是频频往来于冠氏和东平之间济南道教

正是在东平,二人遇到了一位声望颇高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内外伤辨惑论序》里提到的以“此书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劝诫李杲勿将该书束之高阁的“崑崙范尊师”、“范尊师”的名号亦出现在元好问为李杲《伤寒会要》所作的书序中,这篇序言正是作于“范尊师之正一宫”济南道教

范尊师即范圆曦,号玄通子,宁海(今山东牟平)人,为全真教华山派创始人郝大通之高徒济南道教。范圆曦“幼业儒,喜涉猎书传,务通大义而已”,十九岁时“从郝太古学为全真,太古深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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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大通仙逝后,范圆曦前往密州(今山东诸城)、覃怀(今河南焦作)、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传道,曾任“密州道正”“河间真定等路道门提点”济南道教。金正大三年(1226),东平行台严实邀范圆曦住持上清万寿宫,并任命其为道教都提点。

严实对范圆曦极为尊崇,“时遣人候起居,或就咨访,礼意勤缛,莫与为比”,范圆曦亦为其“论列利害”,“左右行台之政,多所裨益”济南道教。李杲和元好问应该与范圆曦相识于这段时间,他们在东平交往的大概情节是:丁酉(1237)四月,元好问获拜范仲淹像于其“七世孙道士圆曦”,作《范文正公真赞》;

戊戌(1238)夏,元好问过东平时留宿正一宫,“时范炼师已东迈”,应其弟子王仲徽之请,作《范炼师真赞》;在此期间,李杲之子持书前来求序,元好问作《伤寒会要引》于“范尊师之正一宫”;元好问多次留宿正一宫,李杲之子亦曾至正一宫请元好问为其父《伤寒会要》作序济南道教。而且即使离开东平多年,三人感情仍笃。

蒙古太宗九年(1237),范圆曦离开东平上清万寿宫,又开始了他在各地的游历,此即元好问所言“东迈”济南道教。彼时,元好问与李杲亦先后离开山东,各自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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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圆曦首先来到宁海拜谒太古祠,接着又来到真定和赵州(今河北赵县),在郝大通当年修炼的地方建造、修缮了太古观与天宁观济南道教。范圆曦寓居赵州时,在真定幕府参佐赵振玉夫人冀氏的资助下重修太古观。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冬,元好问自燕京(今北京)南归,路过此地,“馆于炼师所居”之庆源道院,并应范圆曦之请作《太古观记》《太古堂铭》,其在文中提到“予北渡后,从炼师游既久”,因而对“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块然无营又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的评价深以为然济南道教

蒙古定宗二年(1247),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刊行,其在自序中坦言本书曾被束之高阁十六年,而刊行的重要原因则是“崑崙范尊师曲相奖借”,又多次劝讲他:“若此书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济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书成而死,不愈于无益而生乎”济南道教

李杲引述范圆曦之言,一是为了“答尊师慈悯之志”,可能更重要的是借范圆曦“宋文正公之后”的身份与全真教高道的声望为自己的书作宣传济南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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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在山东时,得到了赵天锡与严实的庇护,这是其在乱世中潜心研究医学的重要保障济南道教。回到家乡真定,李杲又与在东平结识的高道范圆曦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其劝讲之下将《内外伤辨惑论》付梓。

结语

李杲能得到汉人世侯与全真教高道的青睐,固然与其由儒而医的身份及其在汴京的声望有关,但这与文坛领袖元好问在其中的穿针引线亦不无关系济南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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