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道教:争霸西州：匈奴、西羌与两汉的兴衰（3）

二西州的社会发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响（一）汉代的宗族、豪族、世家大族及其与政权关系的调适

“豪族”的定义比较复杂，众讲纷纭，但是最基本的内涵是指有势力的宗族，宗族不一定会成为豪族，但是豪族必定由宗族发展而来三明道教。上古时期人群聚落以血缘纽带结合，同族之人生时聚居，共同劳动生活，死后共葬，即所谓“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族”是社会最基层的聚落单位，每一个族“族居、族葬、世业”，其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邢义田通过对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族居、族葬和世业的研究，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础的宗族或家族，在居住形式和生活手段上有十分强烈的延续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群体，不论称之为氏族、宗族或家族，即维持着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追求富国强兵而纷纷变法，改革措施大抵是按照县邑乡里的地缘结构加强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将百姓重新编排进一个新的层级结构，以地缘取代血缘，而是在原有的聚落之上加上新的地缘性质的行政编制，非但不会破坏原有的聚落结构，甚至还希望强化传统血缘性聚落的团结精神，如齐国管仲的变法，寄军令于内政，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一个聚落的人“祭祀同福”，讲明他们有着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为同族之人；“卒伍整于里”，就是讲军队基本战斗单位的士兵都来源于同一个里，也就是同一个宗族，这样在作战的时候就会“欢欣足以相死”，“守则同固，战则同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图，绘有不规则地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六十多个里；在同墓所出另一幅驻军图上，也是依山水之势分布着几十个里，显然，它们原本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农村聚落，只是后来由政权加上了里名，纳入乡里组织而已，里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原来聚落内部的结构和形态。

商鞅变法对秦国宗族组织的打击可能较为彻底，但并不是讲宗族组织已荡然无存，秦国厉行分异法，以小家庭为主，但是分出去的小家庭与父母的家、兄弟的家、从兄弟的家，大概还是居住在同一个里中三明道教。而且违反分异法的惩罚只是倍其赋，并不是太过严厉，很多家庭会出于各种考虑，宁愿承担倍赋而不分异。我们仍能看到秦国宗族存在的例证，比如跟随嫪毐作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秦王对樊於期也是“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李斯、赵高都被“夷三族”。官方的法律仍以灭“族”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其实是承认了“族”的存在和地位。山东的宗族势力可能更加根深蒂固，齐国田氏之族竟然庞大到需要分多次徙往关中，到第五伦家的分支时，已经是第五批了。即使经历秦始皇徙关东豪富12万家到关中，但秦末大乱时，关东的强宗大族仍能迅速集结力量群起反秦。一般百姓的宗族情况，可以从张良对刘邦讲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那些跟从刘邦的谋士武将，原本都是过着与宗族亲戚故旧生死相依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宗族，刘邦一旦复立六国，他们就会各返其国效力，回归宗族组织之中。

编户齐民的家庭是五口核心小家庭，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小家庭都会自觉地寻求更大的宗族组织的保护，其左邻右舍都是或亲或疏的宗亲故旧三明道教。宗族是两汉基层社会的主要单位，或许比核心家庭还要重要。在某一里，或某一乡，或某一县，或某一郡，总有一些宗族因为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或其他机缘而支属众多、宗族强大，这样的宗族就是当地的豪族。那些跟从刘邦的游士，其宗族原本可能只是普通的小宗族，待逐鹿成功，他们拜官封爵，由于掌握着政治资源，其宗族就一跃成为当地的豪族了。“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宗族的规模与势力，往往与该宗族的核心家庭及其领袖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取得的成就相关。

诚如学者所言，“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 三明道教。豪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交互作用，极大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汉代历史演进的历程和方向。“豪族”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历两汉四百年，豪族在不一样阶段具有不一样的特征，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模式也有不一样。劳榦很早就以《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为题，做过开创性的研究 。另外，汉朝辖境辽阔，不一样地域之间的人文地理风俗差异较大，各地域的豪族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特征。刘敏提出深化汉代豪族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注重从时间的阶段性上审视；二是深化从空间的地域性上观察 ，指出了进一步细致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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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是在“宗族”的基础上成立的，“豪”是指这个宗族的实力和势力而言，但还是“宗族”的一种三明道教。是否被称为豪族，固然与宗族的绝对实力有关，但也与其在所在地方的相对影响力有关。小者有乡里一级的豪族，稍大者是县一级、郡一级的豪族，此三者都是地方豪族；再大者是超地方的具有全国性声誉和影响力的大豪族。一个宗族被冠以“豪”，强调的是这个宗族在某一层次上具有超过其他家族、宗族的势力和影响，对地方事务甚至是国家政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汉代豪族的来源途径多种多样，有的是六国贵族孑遗，他们利用祖上遗留下来的财富和势力，在天下鼎革之际依然保持着家族相当的影响力；有的是从龙功臣，汉帝国建立，他们成为军功受益集团，各自的宗族逐渐发展成豪族；有的是依靠力农或经商而得的财富，虽然财富不是成为豪族的充分条件，却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豪富之家更容易获得地方上的影响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权力，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权势和利益；有的依靠强力，主要是西汉初期的豪杰、豪侠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类豪族遵循的“义”的原理与国家的政治统治要求相悖，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厉打击；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与国家权力的合作，通过入仕而光大宗族。宣元之后，国家对豪族的态度由打击抑制变为吸收容纳，入仕成为发展宗族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豪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身，以适应政权的要求，家世、知识、财富、权力等因素逐渐合流，最终形成东汉的世家大族，世族是豪族在汉代发展的最高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东汉的世家大族，即所谓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对抗的政局下被视为“清流”，世家大族是当时豪族的主流形态。但是宦官的子弟、婚姻、亲戚及投靠宦官的官吏，往往也获致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具有相当大的权势，宗族强大，虽是“浊流”，但他们亦是豪族。

在两汉四百年的历程中，豪族与政权的交互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调适过程三明道教。

从汉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政权与豪族的关系比较紧张三明道教。汉初各级国家权力被军功受益集团这一特殊的豪族集团所垄断，从贾谊之际遇可见社会上升渠道之壅塞。汉武帝更化改制、征伐四夷，擢用大量能人异士，史书称赞当时之得人曰：“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 但是许倬云指出，“这时期表面上似乎活泼的社会波动，事实上只是若干特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 ，功臣集团的权力让渡给了皇帝，但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汉帝国建立伊始就将关东残留的六国贵族及豪杰游侠视为政权的威胁三明道教。而且，豪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力量强大，兼并土地，武断乡曲，役使贫弱，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所以，从高祖时候起实行“徙陵”制度，将六国王侯之后、世吏二千石、高资富人迁徙到诸陵，就是有意地压制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汉武帝除了厉行徙陵制度外，对于没有移往诸陵的豪族，利用酷吏和刺史给予监控和打击。大多数酷吏曾经担任过“御史”一职，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出身多为单寒的刀笔吏，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理想工具。刺史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由中央直接派出的刺史，毫无疑问代表着皇帝的意图，是皇权的得力工具。 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则是从经济上打击豪族。

但是汉武帝对豪族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在国家的强力打压下，豪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三明道教。豪族势力为何如此顽强？这确实是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豪族作为当时最有势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政权对之打压过甚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国家未必有实力和决心不顾后果地打压豪族。比如武帝末年盗贼频起，陈启云的解读是当朝廷的敛财政策“波及郡县以下的地方时，波及土地所有者的耕田时，就受到了有土地利益的豪族的强烈反对。由武帝派往各地的酷吏扰乱了当地政权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力的措施来控制这一情况。这导致了武帝统治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广泛的不安宁” 。所以后期汉武帝调整了政策，与豪族势力达成了妥协；昭帝时期诏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宣帝时期重视二千石的选拔，禁止苛暴，循吏辈出，都是这种调整的延续。第二，豪族的基础是宗族，只要基层的宗族结构不变，即使一批豪族被打压下去了，但是留下的权力空间自然会有另外的宗族填补，形成新的豪族，故而豪族的势力虽经打压，却坚忍顽强，持续发展。

甘怀真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谈到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问题：“秦及汉初虽然在政体上强调‘天下一家’，但其所建构的政治支配是一种虚像三明道教。其实国家权力并没有能力深入基层社会。西汉中期起，盘据中央的统治者藉（借）由选举制度，以州郡等地方长官为媒介，利用了既存的君臣关系的制度，由州郡长官辟召在地的精英。再透过长官与被辟召者之间的君臣关系，使皇权能够藉（借）由这层人际关系的网络，由朝廷扩展及于基层社会。” 地方守令所辟召之人，多为地方豪族，所以讲宣元之后，汉代国家政权开始寻求与豪族合作，打压豪族的种种政策也逐渐停止。

汉代国家的基础是编户小民，但是众多小民的五口之家并非孤零零地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并非以核心家庭的规模去直接面对雷霆万钧的国家机器，绝大多数小民都生活在宗族组织之中，宗族主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对祖先的祭祀是他们精神的归宿，地方的日常秩序由豪族支配三明道教。在这样的基层社会生态下，国家政权必须为其统治建立地方基础。汉代国家改变对豪族的政策，寻求与之合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盘下沉、拥有重心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政权中容纳豪族是一把双刃剑，豪族具有的兼并和扩张倾向又会逐渐侵蚀国家的小农经济基础。正如川胜义雄所讲，豪族既是乡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岁举孝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政权与地方豪族的合作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一制度创设于武帝时期，“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三明道教。汉武帝创设此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与豪族合作，而是当时随着军功集团逐渐退出权力舞台，留下了较大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汉武帝全力开动国家机器对内改制，对外征伐，需要大量人才，政权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通过岁举孝廉的制度，豪族子弟获得仕进之途，但制度的本意不是调和国家与豪族的关系，各地方并没有认真对待举孝廉，经常是“阖郡而不荐一人”。国家与豪族间的关系调整还要等待。到元帝时期豪族在汉廷已经取得重要的地位和发言权，汉廷开始主动调试与豪族的关系，寻求合作和融合，武帝时期创设的孝廉制度成为地方豪族进入国家政权的绝好通道，许倬云强调其意义讲：“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机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原文为距字，此处已修改——作者注）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演变成为中叶以后的士大夫。” 举孝廉之后仕途较为畅通 ，豪族子弟大量进入政权之中。

宣元之后，地方长吏一般都会辟除地方豪族为掾属三明道教。武帝之后实行了严格的地方长吏本籍回避制度，出任地方郡守、县令的官员都是外籍，这些外来者要想治理地方不得不依赖熟知一方风俗，而且在地方上拥有深厚关系和权力网络的豪族来出任掾属，辅佐政事。“这种守、相、令、长等长吏由朝廷任命外郡人士的制度，突出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外部凌驾和强加性。与之相反，郡、国、县、邑的属吏以及大量的乡官里吏则都是由本地人充当，而豪族因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特别是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成为主要人选。” 《宋书·恩幸传》追述汉代仕宦的身份背景为“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后汉书·朱穆传》引《谢承书》讲朱穆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因为督邮是郡中显职，新太守见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虽然朱穆回答讲：“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 ，但是考其身世，祖父朱晖曾为太守、尚书令，父亲朱颉官至陈相，他年少为郡督邮，自然是因为族势了。朱穆答新太守的话虽然机巧，但终究也是奉承，所谓新太守甚奇之，遂历职股肱，自然是因为新太守需要倚重地方豪族治理一方，最后举朱穆为孝廉，此为出任地方掾史的豪族晋升的通常路径。黄留珠考得汉代307名孝廉，其中能确定家世者有184人，将家世分为官贵、富豪、平民、贫民四类，统计结果是官贵128人，占69.6%，富豪11人，占6%，平民29人，占15.7%，贫民16人，占8.7%。 邢义田考察了324位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从经济背景来看，孝廉极少来自贫寒之家，大多来自仕宦之族，多有曾为州郡佐吏的经历，习经或者律令。邢先生指出：“东汉仕宦不只是德行、才能和学识的角逐，也意味着财富、家族势力和政治关系的竞争。” 由此看来，宣元之后，豪族既掌握了地方的政治权力，也进入中央，在朝廷有了发言权。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结合，国家获得了豪族势力的支持，国家政权的基础更加稳固；豪族则进入国家政权机构，获得了政治权力，得以进一步维护自身的利益。

豪族势力的壮大，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元帝时期徙陵制度的废弃三明道教。元帝永光四年诏曰：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三明道教。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此后成帝营昌陵又不成，“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 三明道教。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 。可见元帝之后，徙陵没有再被执行。在成帝营昌陵时，陈汤上疏讲：“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从皇帝的立场而言，地方势力的坐大、贫民的破产总会令他忧虑不安，在陈汤的劝恿下，成帝一度企图恢复徙陵制度，但是正如许倬云所讲：“事实上，恐怕都是由于东方的大族不愿迁徙，而他们此时已在中央有发言权，不再像武帝时一样轻易的受人支配了。” 西汉后期，由于豪族势力的发展，小农破产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遏制国家的编户民沦为流民或豪族的依附民，朝廷尝试出台了限田制度，哀帝时期师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但即便出台的是较为缓和的限田政策，在哀帝时候的政局下也无法推行。不得罪巨室的为政原则，不但风行地方，连中央一级也开始奉之为圭臬。

国家政权发生动荡的时期，恰是地方豪族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三明道教。王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触及豪强大族利益的理想主义改革，无疑是失去支持的根本原因。王莽末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悦，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讲。莽闻之忧惧” 。王莽没有将有10万之众的饥民集团放在心上，但是当刘伯升起兵后，他则忧惧惶恐，是因为他对地方豪族拥有的实力、号召力、组织能力是非常了解的，豪族人物开始起兵反叛，王莽心知大势已去矣。

余英时作“两汉之际各地豪杰起事表”，考察各个豪杰的起事地点、初期兵力、社会身份及起讫时间，得出三点结论三明道教。（1）两汉交替之际的群雄并起，乃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豪杰聚众起兵之事。（2）就已有资料统计，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确记载，据情形判断则仍似为豪强大姓。（3）边郡人口稀少，大姓不多，起事者亦少，少数士族大姓容易形成割据或独霸，而中心地区及东南诸郡，士族大姓林立，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刘秀集团就是这些蜂起林立的豪族起事集团中的一个，“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 ，如寇恂、岑彭、吴汉、耿弇、祭遵、刘植、耿纯、马援、窦融、李通、邓晨等。刘秀政权的建立就是凭借南阳、河北及河西三地豪族的支持，打败其他地区豪族政权的结果。

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三明道教。刘秀对前去征讨的冯异讲：“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平定安集”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建武四年，“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 。吴汉无疑是领会了光武帝对待各地豪族“平定安集”的要旨。同样，在对彭宠反叛的处理上，刘秀表现得顾虑重重，并没有全力镇压。这一方面固然与彭宠曾立有大功，叛乱是被朱浮激成有关；另一方面，彭宠是南阳人，又是北州豪族和功臣的代表，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不仅关系到光武帝本人的形象，也关系到皇帝与河北豪族的关系。孙家洲指出：“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环境存在，这个环境就是豪族的社会影响力与东汉政权的豪族背景。

豪族在东汉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世家大族”的形成，世家大族是豪族发展的最高形态，权力、知识、财富实现了合流，世家大族讲究地望、郡望，门第观念逐渐强化三明道教。西汉时可能就已经有模糊的门第观念了，“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被萧咸婉拒后，董恭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畏如是！” 。萧咸兄萧育，“是时，前将军望之子萧育、御史大夫万年子陈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 ，公卿子弟相交，互相荐达，闻名长安，令人艳羡，颇有后世世家味道。董贤家一时暴起，董贤父希望联姻萧家，就是看中了萧家的名望，而萧咸拒绝之，也颇有东汉高门不婚“浊流”的意味。 刘增贵从两个方面讲明了东汉的门第风尚。（1）以族势大小分，但不再是西汉之尚富贵，而是包含了整个族势，门户的大小高寒为人所看重，“名族”、“著姓”之类的讲法流行，与之相对是“寒门”、“单门”。（2）以家族德望及家族性质来分。东汉儒家既盛，又尚气节，除家势富贵外，“名士”更是社会之所尚，士人每以特立独行赢得令名，德行亦渐成家风之重要成分。世家大族从一般豪族中分出，更与“浊流”相区别。当时三大豪族势力：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形成了三个相对封闭的婚姻圈，成为东汉门第的特征。

综上所述，首先，我们应当明了，帝国的统治结构固然是以核心家庭的小农为基础，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小农并不是独自地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他们往往与同宗族的人过着聚居、共葬、世业的生活三明道教。一个聚落可能由一个或者多个宗族构成，这些宗族有的枝叶茂盛，有的可能相对零落。豪族是在地方上拥有相较于其他宗族更大的力量和势力的宗族，地方秩序主要由豪族主导。其次，国家政权的统治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力维持下去，它必须建构统治的社会基础，寻求与地方势力的合作。汉武帝将专制国家机器的马力开到最大，展现了极大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做法毕竟不能长期持续，社会有其能够承受的极限，专制如皇帝也必须在社会的承受极限下妥协。汉武帝末年各地的盗贼，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地方豪强组织的，汉武帝的国家主义财政政策和高压手段迫使他们必须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极端行动。朝廷派遣绣衣使者，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将动乱暂时平息，但如果国家的政策没有调整，对豪族的方针没有缓和，平息也只是暂时的，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后的政策转向，昭宣的缓和政策，表明国家放弃了高压手段，开始寻求与豪族的合作。再次，豪族具有双面性，其既是地方秩序的领袖和维护者，也是小农经济的破坏者、帝国统治基础的侵蚀者。豪族与政权合作，通过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掌握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徙陵、限田、度田等有损豪强利益的政策都无疾而终，豪族最后发展到国家政权无可奈何的程度，或者讲，将国家改造成豪族性质的国家。最后，豪族的兼并、领主化倾向并没有无限增长，这种恶性倾向受到来自豪族自身某些品质的抑制。宣元之后豪族与政权开始谋求合作，这个时候也是儒学开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候，通经入仕，儒学世家更能保持世代为官，夏侯胜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桓荣族人讲：“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儒家秉持的道德理想和对共同体秩序的追求，使得浸润儒学的豪族对自身的领主化倾向有反方向的抑制，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就是这种类型豪族的代表。他们非常重视在地域社会内的名望，自觉抑制了领主化倾向的发展。“浊流”豪强则肆意欺凌小民，灵帝时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相对而言，“清流”更加顾及天下国家百姓，有道义理想和为政准则，而“浊流”只是钻营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

（二）西州地方豪族的成长及其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理解豪族是理解两汉史演进的一个关键，同样，理解西州豪族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理解西州地域社会及其历史的关键三明道教。西州豪族是两汉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豪族共有的结构和特征。但是还必须考虑到，由于成长在帝国新开拓的边缘地区的移民社会之中，西州豪族具有某些与中原豪族不一样的特点。（1）西州的豪族形成相对较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他们的势力、修养及门望，均不如中原豪族，在豪族分布地图上处于边缘地位。（2）边疆地区为多战之方，羌胡杂陈，西州豪族具有明显的武质化倾向与羌胡化特征，依靠军功起家者较多。（3）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西州豪族较少涉入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争斗，大家世族的发展和延续较为平稳和长久。（4）由于地域偏狭和实力相对较弱，在天下动乱之时，西州豪族不会主动去逐鹿中原，具有强烈的自保特征，容易形成地方割据政权。还必须讲明的是，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只是西州豪族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到西晋及十六国时期，西州豪族的势力才达至鼎盛。

西州是汉帝国在武帝时期渐次西进拓展而建立的“新疆土”，通过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和民间的自然流动，西州地区的汉族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口成分主要包括招募的普通平民、安置的贫困流民、减刑徙边的刑徒及其家属、被贬抑放逐或是逃祸避难的官员以及因服徭役兵役而留滞者，来源非常复杂多样三明道教。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归国时告诫新任都护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较多的重刑犯被减罪徙边，还有逃难避祸之人以及郡国恶少年之类大量涌入西州地区，想必定居在西州的大多数人的素质与西域吏士差不多，这造成西州之民风与内地相比更为强硬和彪悍。即使如此，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西州地方秩序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西州的移民实边、建置郡县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汉朝早就建立了一套严格且成熟的移民实边模式。晁错曾详细论述了移民实边的步骤和措施，国家须预先修筑城池、居所和相应的防御设施，从边疆屯田的步骤来看，首先实行军屯，待水利设施建设有成、田地耕作成熟之后，再募民前来。可以讲，政府事先已经在边疆新区奠定了基本的框架、牢固的基础之后才开始移徙平民来接手。在这样的移民步骤和移民模式下，每一个移民都会严格地编入政府的户籍名册，处在政府有序有力的控制之下。如此一来，新疆土之上的社会秩序可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而稳定的地方秩序为西州豪族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在伯希和带回法国的编号为P.2625的一件敦煌文书中，叙述了敦煌名族张、阴、索氏的系谱和事迹，其中追述了张氏和索氏的汉代先祖从中原迁徙到敦煌的经过，这对研究西州豪族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三明道教。此文书头尾皆残，叙述张氏的部分前残，叙述索氏的部分后残，只有中间叙述阴氏的部分是完整的，可惜对阴氏的叙述并没有追述其先祖的迁徙情况。羽田亨将这一文书命名为《敦煌名族志》，据池田温研究，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朝廷为编纂《姓族系录》向各地索取当地氏族的资料，《敦煌名族志》可能就是沙州官府按照要求向朝廷提供的本地氏族资料。

张氏、索氏是敦煌有名的大族，《敦煌名族志》载张氏汉代先祖曰：“［ ］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 ］孙三明道教。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帝以光有大功，寝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子□□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籍□□，子孙莫睹。” 记索氏汉代先祖曰：“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清河张氏为避霍难而举家西奔天水，后来又迁往敦煌，成为敦煌的大族。索氏的一支在汉武帝时期因忤旨徙边迁往敦煌，另一支在王莽时期也迁到敦煌，二支均出自巨鹿，根据在巨鹿时候聚居的方位而称为“南索”和“北索”，由于世系久远，不能分辨长幼，南索、北索“咸累代官族”，成为敦煌著姓。可以看出，敦煌大姓中的张氏、索氏在中原时期原本就是豪族，因逃难或贬谪而移徙到敦煌，迅速发展成为敦煌地区的豪族。

由于豪族拥有文化、经济及宗族优势，即使经过迁徙，也能在新居地快速站稳脚跟，成为新居地的豪族三明道教。邢义田通过对豪族迁徙情况进行研究，认为豪族展现出来的生命延续力是惊人的。汉初刘邦将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和田氏迁入关中，他们入关后，仍能拥有极大的财势，维持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讲：“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颜师古注《急就》“田细儿”条讲“汉兴徙田族关中。今之高陵、栎阳诸田是也”。注“景君明”条讲：“汉高祖用娄敬之计，徙齐楚大族入关，景氏亦迁名数。今之好畤、郑县、华阴诸景是也。” 刘增贵考察了汉代的益州士族，将益州的外来移民分为四类，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四种移民中原有不少东方或关中的社会上层阶级，他们移入后迅速在巴蜀生根，并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其中部分人掌握了当地的资源，重新成为有力阶层。” 清河张氏、巨鹿索氏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敦煌的大族，与其原本的宗族势力自然有密切关系。虽然不一定所有迁往西州的中原豪族都能在西州发展成为豪族，而且西州的豪族也不一定全是由外地迁入的豪族发展而成的，但是迁入的豪族的确成为西州豪族的主体部分。

敦煌的大姓还有氾氏、令狐氏、曹氏，他们之前均是中原豪族，因事徙入敦煌三明道教。汜氏，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汜氏家传并序》：“成帝御史中丞汜雄，直道见惮，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 令狐氏，据令狐德棻撰《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开国公令狐使郡碑铭（并序）》载：“公讳熙，敦煌□□人也。□大夫□□之后，……远祖迈为汉建威将军，与翟义连谋，为莽所害，子孙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载：“令狐氏……汉建威将军迈，与翟义起兵讨王莽，兵败死之。三子：伯友、文公、称，皆奔敦煌。伯友入龟兹，文公入疏勒，称为故吏所匿，遂居效毂。” 曹氏，据《郃阳令曹全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 竟，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

氾雄在汉成帝时迁往敦煌，其迁徙的原因与张襄相似，皆为避祸，徙居敦煌后“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三明道教。令狐迈在西汉末加入了翟义讨伐王莽的阵营，翟义起兵是豪族对王莽的一次反抗，令狐迈位居建威将军，自然是豪强大族。迈兵败身死，子孙逃亡，长子、中子皆逃入西域，季子称被迈的故吏保护，居于敦煌，后来发展成敦煌大族。曹氏乃曹参子孙，随着汉武帝的向西开拓，曹氏也向西迁徙，在陇右河西诸郡都有分布，“枝分叶布，所在为雄”，迁入敦煌的一支成为敦煌大姓，而分布在安定、武都及陇右诸郡的曹氏也是当地的豪族，而且曹氏宗族分布西州各地，相互呼应，最为强盛。

敦煌是西州最西缘的一个郡，中原人向西迁徙，多是逐段迁徙的，比如一个宗族先迁入陇西、安定、北地等与三辅毗邻的地区，接着宗族的一部分继续向西到金城、武威、张掖，最后再往西迁到酒泉、敦煌等最西缘的郡县，“枝分叶布，所在为雄”的状况多是由这种迁徙方式带来的三明道教。我们看到，敦煌的大族，有的是为避难迁徙而来，如张氏、氾氏；有的是逃亡而来，如令狐氏；有的是被贬谪的犯官，如索氏；有的是主动迁徙而来，如曹氏。获罪的官吏被迁徙到西州的很多，武帝时因戾太子事件而被牵连的官吏，都被发配到敦煌，“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陈汤、解万年“俱徙敦煌”。因罪徙往朔方的也很多，安帝时太子废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 。顺帝时得罪梁冀的官员很多被徙往朔方。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杨赐本来也是要徙朔方的，但以曾为帝师而得免。

王莽末年是中原豪族迁往西州的一个小高潮时期三明道教。“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更始败，三辅大乱。……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王莽败，天下乱，……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 汉代人的基本生活单位，既是家庭，也是宗族，这些人避难河西，绝不会是单个人只身前往，而是要携宗带族，如杜林那样“将细弱俱客河西”。虽然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陆续东还，但正如尤成民所讲，他们在河西的避难居住无疑增强了河西豪强的力量。 他们的迁徙过程也证明了豪族的迁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举族而迁，至少是某族的一个分支，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家庭。

两汉之际，在西州豪族的支持下，西州形成了窦融、隗嚣和卢芳三个地方势力三明道教。窦融父兄都曾在河西为官，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王莽末年求任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抚结雄杰”，寻求与河西地方豪族联合，取得他们的支持。隗嚣起兵时的盟词为：“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 表明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就是陇右地区的十六家豪族。卢芳的核心支持力量是安定三水豪杰，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很可能都是朔方部各地的豪族代表，他们后来与卢芳连谋，并取得匈奴的支持，长期割据一方。西州这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是两汉之际天下豪族纷纷起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西州豪族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能够与中原及东部地区的豪族一样，凭自身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以自保或者逐鹿。关于窦融、隗嚣和卢芳，下节还将详论，此处不赘。

光武帝中兴汉家，隗嚣、卢芳等势力被打击下去，投靠光武的河西窦融集团，在天下平定后，光武帝一方面出于对西北豪族的防范，另一方面出于制衡河北豪族及南阳豪族以伸张皇权，将窦、马、梁等西州豪族迁入洛阳，赏赐甚众，委以重任三明道教。窦、马、梁等宗族与皇室通婚，成为东汉一流的大族，但是脱离了西州本土，西州的豪族势力无疑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但是，和西汉时期的诸种抑制政策一样，国家抑制豪族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东汉政权对豪族的妥协退让越来越多。西州位处帝国的西北边疆，东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人才格局仍然未变，经营西域、出击匈奴为许多西州豪族通过军功来发展和巩固宗族势力提供了机会。在东汉中后期，西州地区的“羌患”愈烈，朝廷迫不得已起用习知西州地理风俗且明于军事的西州豪杰，形成了西州军事集团，形成了西州豪族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上文所言的敦煌张氏、索氏、氾氏、令狐氏、曹氏家族，在东汉时期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三明道教。东汉时张氏有“凉州三明”之一的张奂 ，威震西州，闻名京师；据《敦煌名族志》，索氏在东汉有“索□明帝永平中，为西域戊己校尉，居高昌城。□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拜尚书郎，稍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 。可见索氏多立功西域，依靠军功立族。氾氏在东汉的情况，据敦煌文书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氾氏“孝廉纪世，声誉有闻”，氾吉为蜀郡太守，其第二子煛“高才通经史，举孝廉，擢拜为尚书，后迁左丞相”。氾孚，吉之孙，“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关于令狐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令狐氏条讲，令狐迈季子称由故吏保护，居于敦煌，“称六子：扶、坚、由、羡、瑾、猛。由字仲平，后汉伊吾都尉。六子：禹、霸、容、明、涣、淳。禹字巨先，博陵太守。四子：辉、洽、延、溥。溥字文悟，苍梧太守” 。王素指出，“东汉以后，令狐氏在敦煌繁衍生息，蔚成大族。他们仕郡宦州，累世荣华，冠冕西土，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地方豪强” 。曹氏的情况，据《郃阳令曹全碑》，曹全高祖父曹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其祖父曹述“举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其祖父曹凤“举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也是世代仕宦。安帝元初时的敦煌太守曹宗，可能就是出自敦煌曹氏，由于边郡的特殊性，没有严格执行本籍回避制度。盖氏在东汉时也发展成为敦煌大姓，东汉末的盖勋，“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曰：“曾祖父进，汉阳太守。祖父彪，大司农。”《谢承书》曰：“父字思齐，官至安定属国都尉。”

东汉时期体现西州地方豪族势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武威的田氏三明道教。建武年间，任延出任武威太守，“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 。田绀大约是田氏宗族的领袖，出任武威的将兵长史，其宗族宾客放纵，为霸一方。任延一次收系了包括田绀在内的五六人，绀少子立即聚集了数百人攻打郡城，其宗族力量的强大可见一斑。郡大姓攻击官府的例子还有酒泉黄氏。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诛杀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数斛，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 。武威的大族还有段氏，《通志·氏族略》：“汉文帝时段邛为北地都尉，成帝时段会宗为西域都护。” 段氏因为多在西州任官，所以落籍武威，东汉后期煊赫一时的段颎就是出自武威段氏。还有贾氏，在东汉末西州兵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贾诩，就是出自武威贾氏。

庞参为汉阳太守，去拜会当地贤人任棠，“参到，先候之三明道教。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 。如果任棠的微意真的如庞参领悟的那样的话，则可见汉阳强宗势力之强大，以至于任棠要采取这种“哑剧”的方式晓谕太守，其中有其避祸自保的因素。即便是庞参过度联想了，但是他一下子联系到“欲吾击强宗”，也是因为他对汉阳强宗势盛的情况有所了解的缘故。

《三国志》记载了酒泉一桩豪族间的恩怨，“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三明道教。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 。赵氏、李氏应该都是地方豪强，李寿杀赵安后，并不担心官府的追究，只是担心赵安儿子们会报仇，当赵安三子同时病死、赵家宗族的势力衰落时，李家大喜。后来赵家女儿刺杀了李寿，值得注意的是，县长感其孝烈，不肯追究其责任，地方政府对于豪族间恩怨所持的态度，颇可玩味。赵氏当时与庞氏联姻，庞淯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庞氏想必也是酒泉豪族，赵家的女儿嫁给了同郡庞氏，是地方大族间通婚的表现，东汉后期豪族间形成了固定的婚姻圈子，非常注重门第的匹配，这种风气也传到了西州。

中平元年（184），羌人起义，北宫伯玉等劫金城人边章、韩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三明道教。” 边、韩俱是金城的大姓名族，著名于西州，在地方上颇具号召力。麴氏也是金城大族，“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麴胜袭杀祖厉长刘隽” ，王宗维认为“祖厉，东汉时为武威郡辖县，位置在金城榆中东祖厉河下游，此麴胜大概就是金城榆中人” 。三国魏晋时期金城、西平涌现了许多麴姓将帅，想必金城麴氏在东汉时已经有一定的宗族势力基础了。两汉之际安定的卢芳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得以联合朔方，连谋匈奴。东汉时期安定最著名的大族是皇甫氏，皇甫规祖父棱出任过度辽将军，父旗出任过扶风都尉，兄为雁门太守，为官宦世族，东汉后期皇甫规平定羌乱，立有大功，皇甫族盛极一时。后来其兄子嵩平定了黄巾起义，威震天下。

安帝永初四年（110）朝廷因羌乱欲弃凉州，“议者咸同”，此时虞诩向太尉谏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三明道教。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 此论一出，太尉大呼“微子之言，几败国事” 。虞诩指出当时实际上是壮勇无比、习于兵事的西州豪强牵制了羌乱的向东蔓延，如果朝廷抛弃他们的故土，一旦西州豪强聚谋起兵，朝廷将难以抵御。虞诩的话击中了朝廷公卿心中的“隐忧”，这一层利害一旦明了，弃凉之议遂告中止。朝廷按照虞诩的建议，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抚循，由此可见西州地区的豪杰势力及其武质化特征，使得朝廷不得不正视之。

东汉时期豪族逐渐世族化，实现文化、族势和仕宦的合一，家学渊源成为世家大族的主要特征三明道教。冯培红在考察了汉晋敦煌大族的发展历程后指出：“东汉后期，敦煌大族注重儒学文化建设，以经学传家，并谋求官宦仕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 敦煌大族的这一演变趋势与东汉时期整个豪族的世家化趋向是一致的。西州表现出这一趋势的，也不仅敦煌一地。以“凉州三明”为例，皇甫规被梁冀排斥，“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 。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 。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 。张奂删定《牟氏章句》，著《尚书记难》；皇甫规教授门徒，表现出很高的学养深度；段颎武质倾向较强，但也是折节好古学；这种情况在西州豪族中可能并不少见。据《敦煌名族志》，虽然敦煌索氏以军功起家，但是至东汉中后期有索堪，甚有才名，举孝廉明经，对策高第；有索展，游学中原，师事太尉杨赐；有索翰，师事司徒王朗；由此可清楚看出索氏从军功型大族向儒学名族转换的痕迹。更典型的是氾氏，据《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东汉中后期氾氏有氾煛，高才通经史；氾孚“通经笃行，州辟为从事。太守马艾甚重之，征为州辟司空，屡辞不起。孚志节尤高，耽道乐业，州累辟命，司空曹公察孝廉，皆不就。下惟潜思，不窥门庭，或半年百日，吟咏古文，欣然犹□，精黄老术。苍梧太守令狐溥与太常张奂书曰：‘仲夏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其见重如此。病卒”。“氾咸，字宣合，为侍御史辅之玄孙也。咸弱冠从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行不苟合。初，咸当世非政不合，门无杂客。太常奂致书与令狐溥曰：‘宣合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是以尤屈’。” 这里尤可注意者，是张奂与令狐溥之间关于本地人物的品评议论，沾染了中原士大夫之间好品评人物的风气。令狐溥官居二千石，张奂为九卿，均是敦煌大族的代表，他们之间互通书信，联系密切。令狐溥致书张奂，言氾孚“居高笃学，有梁鸿、周党之伦”。张奂也曾致书令狐溥，言氾咸“独怀白玉，进退由道”，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敦煌地方的士大夫交际网络，他们之间议论的主题是本籍人物的学养、修养、立身处世之道等。由于材料的原因，我们只看到了张奂与令狐溥对于本郡人物的品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有更大的西州士大夫之间的交际网络与更多的品评舆论的存在。东汉时人极重地域，史籍中常出现“名震西州”、“著名西州”、“名闻西州”的评价和“西州士大夫”、“西州豪杰”的泛称，隐约可见一个以“西州”作为地域单元的认同存在。张奂和令狐溥既是敦煌的代表，也是西州的代表，如果他们就西州其他地区的人物进行议论，当不无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会根据场合不一样而取最小公约数，张、令狐同为敦煌人，相对于西州，敦煌可能是他们之间认同的基础，但是如果相对于中原士大夫，西州则是他们的认同基础。张奂与安定皇甫规交往甚笃，他们之间的“认同”想必就是整个“西州”了，在某些时候，他们之间就整个西州人物进行议论品评是非常可能的。

但总的来讲，在中原士大夫的心目中，西州豪族的特质仍然是“习于兵事”、“壮勇无比”，凉州是“寡于学术”，西州豪族的文化成就不被中原士林看重，西州最顶尖的人物也没有进入当时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之中三明道教。以当时士大夫互相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八元、八凯而言，无一西州人。皇甫规是西州豪族的代表，“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皇甫规已经是西州第一流的豪族了，但是在中原士林中竟然“素誉不高”，党事起的时候，天下名贤皆列为党人，而规并不在党禁名单中，皇甫规在“清浊”对抗中是支持党人的，但当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士林，都没有将他视为党人。这里的“耻”字用得惟妙惟肖，皇甫规的“自首”也不被朝廷接受，只是这样的态度得到了党人的好感。张奂虽名列党籍，但是在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 张奂带兵围剿窦武虽然是被宦官所骗，但是他“不知本谋”，讲明他与士大夫核心圈的疏离。如果他与中原世族联系较为密切，对当时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的话，以张奂的政治倾向看，他是不会助纣为虐，破坏士大夫们诛除宦官的计划的。段颎则是“曲意宦官”，更为中原士大夫不齿。金发根列东汉党人地域分布表，将三辅与西北边郡合起来考察，其中所列属于西州的党人有张奂、皇甫规，如上所论，都有些牵强；金先生还列了盖勋，但二次党锢均与他无关，而且他与贵戚还有讲不清的关系，只是盖勋与刘虞、袁绍相谋诛除宦官，具有反宦官的政治倾向。但如果只是在政治上反对宦官，那么党人之定义则稍嫌宽泛了。 总的来讲，西州豪族与党人的关系是很疏离的，西州豪族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上相较于中原世族是滞后的。

邢义田考察了东汉孝廉的地域背景，东汉105个郡国中有41个无孝廉可考，属于西州的郡国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张掖、酒泉、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朔方、五原三明道教。安帝时，王符讲：“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 虞诩讲：“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 举孝廉是当时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这条路对于西州豪族来讲，并不通畅。邢先生注意到，“边郡的孝廉完全集中在顺帝朝以后，这应该和顺帝以后，边乱日亟，习于边务的北边人士才有了表现和留名史册的机会” 。西北边乱的严重为西州豪族的上升提供了时机，刘增贵列《后汉各州公卿数量比较表》，凉州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例为0.88%，出有三公3人，占三公的比例是1.90%，三公比例÷人口比例＝2.16；出九卿11人，占九卿的比例是3.36%，九卿比例÷人口比例＝3.81，三公比数仅低于司隶，九卿比数高居所有州之首。刘先生解释这一现象讲：“凉州情况特殊，一方面人口甚少，另一方面外患频仍，立功边域者往往成为公卿。凉州公卿中期以前的皆为安定梁氏（梁统之族，卿占六人），梁氏为外戚，与一般士族有别。其余公卿如张奂、段颎、皇甫嵩、王邑皆在汉末，至于董卓、李傕更是情况特殊，故比率偏高。” 出自西州的公卿集中出现在后期，与孝廉集中于顺帝之后的情形是一致的。这与西州的战略地位及羌患有关，是特殊情况，并不能讲明西州豪族的仕途有多通畅。

汉武帝之后，以迁徙到西州的原中原豪族为中心，形成了西州的豪族势力三明道教。王莽末年又有一批中原豪族避难西州，加快了西州豪族的发展，两汉之际形成的窦融、隗嚣、卢芳三个地方势力就是西州豪族势力得到较大发展的体现。东汉建立后，西州一流的大族都被迁往中原，与皇室联姻，成为外戚大族；西州本地豪族的发展受到国家政权的抑制，但是这些抑制措施效果有限，在东汉中后期利用羌患的加剧重新崛起，以其武力特征令中原大族侧目。西州豪族自身也出现世族化的发展趋势，涌现了一批通经好学的代表。虽然如此，西州地区的学术发展水平终究有限，并不被中原士人主流看重，西州第一流的大族人物也没有能进入当时士大夫网络的核心圈。东汉中后期羌患渐烈，朝廷大量起用西州豪杰平定叛乱，不得不给西州豪族更多的入仕方便，因此西州可考的孝廉集中在顺帝之后，出任公卿的西州豪杰大多依靠军功而起。这一情况的改变要到西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变乱，五胡乱华，大量中原大族避难河西，河西的学术有了质的飞跃，乃至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

（三）隗嚣、窦融与卢芳：西州三大豪族的割据与统一

本书在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及汉朝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这两个互动模式下考察西州的历史三明道教。汉帝国的西北边疆扩展成“西州”，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开拓西州的前期，无论是移民、屯田、驻军、征伐，西州都是作为一个“客体”，被中央王朝动员、组织的各种力量来“经营”、“开发”。待西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西州的地方势力逐渐发展、沉淀，西州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本地人士的地域观念逐渐增强，形成了特殊的地方利益要求，并具备了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西州的“主体性”增强后，其能量将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两汉之际西州形成的隗嚣、窦融和卢芳三个割据势力，就是西州势力具备了一定主体性的表现，他们在光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扮演了或正或反的角色，发挥了或推动或阻挠的作用，构成了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一次反馈与互动。

隗嚣是西州割据势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隗氏乃天水豪族，隗嚣好经书，“少仕州郡”，后来得到王莽国师刘歆的赏识，可能是通过征辟途径，歆引隗嚣为属官元士三明道教。由于隗嚣有在京城做官的经历，他在家乡甚有名望。刘歆反莽被杀，隗嚣因为与刘歆的密切关系而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于是返归故里。如果王莽的新朝持续下去，隗嚣在政治上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但是新莽的覆亡使隗嚣的命运出现转折，正如荆邯所讲的“隗嚣遭遇运会” 。

隗嚣成为陇右地方势力首领之过程颇为曲折三明道教。初，在王莽末年天下豪杰纷纷起兵的浪潮中，隗嚣季父崔、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等策谋起兵，隗嚣劝阻讲：“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隗嚣并不倾向于投机冒险，他好经书，与刘歆趣味相投，是以一个儒生的面貌出现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隗嚣缺乏对天下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王莽之政已惹得天下怨怒，东方起义者甚众，王莽军队接连失败，有识者皆能看出天下大势，而隗嚣却表现得畏葸懦弱。隗嚣的情形与光武形成对比，“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讲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 。光武也是儒生，但是面临与隗嚣大致相同的局面时，光武所展现出来的谋略与胆识不是隗嚣可比的。隗崔、隗义、杨广、周宗等不顾隗嚣的反对，聚众数千人攻杀了王莽任命的地方长官，反事已成，担心“宗族何辜”的隗嚣反倒成为可能被连累的宗人，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隗嚣虽然没有参与最初的起事，但是起事的豪杰们认为应该选一名素有威名的人来做领袖，才可以号召地方，统一众心，负有声誉的隗嚣于是被推举为上将军。史书的记载比较戏剧性：“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

令人费解的是，隗嚣不但没有参加起兵的谋划，而且得知后还反对，为什么众人还要推举他为首领呢？隗崔、隗义既是隗嚣的父辈，又是起事的谋划者和领导者，在他们之中选择一位出来不是更合乎常理吗？推究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三明道教。第一可能是隗嚣在宗族中的地位，他可能继承了隗氏宗族之大宗的地位。隗嚣少仕州郡，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隗氏嫡宗的关系，史书没有其父的介绍，很可能其父较早去世，隗嚣继承了大宗地位。《后汉书》对隗崔的描述是“素豪侠，能得众”，虽然他是隗氏宗族的成员，但偏向于“侠”的一面，不见有仕宦的经历，只是纵横乡里的土豪，无论是在宗族中的地位还是在乡里的名望，皆无法与隗嚣相比。隗嚣是以儒生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少仕州郡，在地方上具有影响力。后来征辟入京，成为国师的僚属，西州以一偏僻之地、文化落后之乡，竟能出一位得到刘歆这样当世最具学问名望者赏识的人物，自然是地方上的骄傲，隗嚣的名声可能遍于整个西州。第二，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隗嚣曾参与反莽活动。隗嚣与刘歆有密切的关系，而刘歆的败亡恰是因为反莽之谋的失败，在当时天下纷纷起兵反莽的局势下，隗嚣是反莽的先行斗士，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隗嚣“移檄告郡国”中也强调了这一事件：“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 隗嚣因为这一事件而返归乡里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在起事檄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宣扬，无疑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隗嚣曾经的反莽经历的记忆。由于具备以上种种条件，看来隗嚣确实是陇右可以推举出来的最有号召力的人选了。事实上，这个选择确实收到了成效，凭借隗嚣的号召力，陇右集团迅速集结了十万众，击杀了王莽的雍州牧和安定大尹，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隗嚣势力迅速达到鼎盛。

此后不久，更始政权进入长安，征召隗嚣等入京，其军师方望力劝阻之，嚣不听，执意进京三明道教。当时更始政权的形势看起来非常好，“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隗嚣并无逐鹿天下之心，见到更始政权统一天下似乎有了眉目，便决心投靠，却没有看见更始政权内部的重重问题及天下形势瞬息万变的可能性。这次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贸然进入长安的经历非常强烈地影响了隗嚣之后的政治决策，后来他坚决不投降光武可能就是源于这次进京留下的心理阴影。到达长安后，隗嚣被封为右将军，隗崔、隗义保持旧有的封号。可能由于在长安受到了冷落，并亲身感受到了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和瓦解的危险，隗崔、隗义计划逃回天水脱离更始，隗嚣此时做出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决定，向更始告发了自己的叔父，隗崔、隗义被诛，隗嚣因此升任御史大夫。隗嚣在长安的权位来自更始帝，但更始帝的权力终究是有限的，当时“赵萌专权，威福自己。……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 。“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隗嚣的不如意可想而知，当赤眉入关后，他竟与张卬等谋劫更始东走，而张卬等的计划是“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 ，与此等档次的人为伍，可见隗嚣的无奈和政治水平的平庸。后来事情败露，隗嚣逃归天水，召集旧部，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在两汉之际的大动荡中，窦融的身份经历了多次转换三明道教。窦融宗族乃大姓豪族，祖上世代为官，到王莽摄政时，窦融是王莽阵营中的一员，以强弩将军司马的身份镇压了翟义、槐里赵明、霍鸿的反莽军事行动。莽末天下群起反叛时，窦融先后跟随王匡和王邑“平叛”，王莽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赵萌甚重之，为校尉，成为更始政权的一员。赵萌荐窦融出任巨鹿太守，窦融鉴于东方的混乱及更始政权的无力，不欲出关，因为其高祖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在河西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基础，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窦融与兄弟商议讲：“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可以看出窦融对更始政权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他怀着保全宗族的目的，选中了在经济上“殷富”，在武力上有“精兵万骑”，在地理上便于“杜绝河津”以守的河西，于是连日托请赵萌，得以改任张掖属国都尉。乘更始政权暂时掌控全国局势之时，窦融求得了张掖属国都尉的官职，其合法性来自更始政权。窦融来到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河西各郡守令都尉一致认为：“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一样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此时的河西五郡应该都归属更始政权，其守、尉的任职与窦融一样都得自更始政权的任命，却都认为天下“未知所归”，河西应当团结，推举一位领袖以自我保存并“观时变动”，于是窦融被推举出来任河西五郡大将军。起初服属隗嚣，后来服属更始的河西五郡，此时团结成一个利益相连、进退与共的集团。隗嚣从长安逃归天水据故地后，河西五郡表面上仍然服属于他，但已经是自成一体了。

卢芳在王莽末活动在安定三水一带，利用当时人心思汉的状态，诈称是武帝曾孙刘文伯，结交当地豪杰和羌胡，乘莽末天下混乱之时，利用豪族及三水属国羌胡起兵，占据了安定及其周边地区三明道教。更始入长安后，卢芳接受征召，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卢芳被三水豪杰推为上将军、西平王，连接西羌、匈奴，成为西州的一支重要地方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西州三股割据势力的兴起，既与当地的豪族有密切的关系，也与西羌、匈奴等游牧部族有密切关系三明道教。窦融到河西“抚结雄杰”，就是欲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后来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在河西孤立无党而自动解印绶去，可能就是由于他们本身不是河西的豪族，也未取得当地豪族的支持。此后，窦融对河西的政治权力进行了调整，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库钧为金城太守，这些太守要么本身是西州著姓，要么与窦融一样，曾有家族成员在河西为官，具有一定的权力关系网络，能够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通过此次调整，河西集团内部权力与利益得到了妥善调和，集团的凝聚力得到加强。陇右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分布着种类繁炽的羌胡。羌胡善骑射，是一支劲旅，隗嚣对之采取笼络招诱的政策，“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豪酋，遂得为用” 。“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 窦融在河西“怀辑羌虏”，河西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小月氏、匈奴人及各种杂胡，这些游牧者比汉人更加善战、勇猛，在军事上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后来耿恭在推荐窦固时讲：“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 ，可见窦融对羌胡也是拉拢怀柔。

无论是隗嚣还是窦融，都必须对西州羌胡种落进行招诱和拉拢，西州的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毕竟都落后于中原，之所以能在两汉之际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由于其羌胡劲兵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三明道教。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就是看中这里可以征召羌胡“精兵万骑”，张掖属国的部族构成首先是匈奴浑邪休屠部未能迁往五属国的部分，还有秦胡、卢水胡等 ，此外也有不少的羌人。卢芳起兵首先依靠的是三水属国的羌胡兵，并获得了安定地区豪族的支持。更始败后，也是三水豪杰共立他为上将军、西平王，此后他立刻做的事情是“使使于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人立卢芳为帝，居于匈奴，其弟得以将胡骑返安定。后来他称帝于五原，也是匈奴策划，由先前各自起兵的五原的李兴、随昱，朔方的田飒，代郡的石鲔、闵堪等迎立的，卢芳势力“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和隗嚣、窦融一样，卢芳既得到当地豪族的支持，也寻求与羌胡的联合，但不一样的是，隗嚣、窦融招诱羌胡，能将羌胡兵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利用的主要是分布在属国及内迁到郡县中的外族，而卢芳却是寻求塞外匈奴本部的支持，其政权是匈奴所立的一个傀儡，对匈奴的依赖性较大。

更始败后，隗嚣示好光武帝，接受了光武政权册封的“西州大将军”，配合了邓禹在关中的军事行动，围剿赤眉，阻击公孙述三明道教。光武帝统一天下采取先东后西、远交近攻的战略，为了牵制公孙述而极力拉拢隗嚣，对他“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 。这里虽然用“敌国之仪”，但隗嚣与光武之间并不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光武接受了隗嚣的服属，构成了君臣关系，只是为了表示优厚慰藉之意才采用了“敌国之仪”的殊礼。后来当隗嚣首鼠两端的态度明显后，光武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恰讲明先前已经形成了君臣关系，所以这里才“正”之。因为割据益州的公孙述并不比割据西州的隗嚣更有实力和正统性，所以隗嚣才“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 ，而对于刘秀，虽然不一定甘心，但并不像对公孙述那样“耻为所臣”，故接受了封号，形成了正式的臣属关系，采用了光武政权“建武”的年号。

但是隗嚣在割据与统一之间摇摆犹豫，并没有坚定的立场三明道教。有史家将隗嚣的失败与他优柔、反复的性格联系起来，李景星《四史评议》讲：“《隗嚣传》纯写其游移不定，忽止众人之起兵，忽从众命而自立，忽应更始之征，忽违更始而去，忽为汉击贼，忽拒汉讨蜀，忽上书诣阙，忽假辞不朝，忽遣子入侍，忽称臣邻封，自古有如此举动而能成事者乎？” 隗嚣的确缺乏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自身前途的明确定位。本来天下纷乱，英雄辈出，虽然天下思汉，但豪杰崛起，异姓未必不可成功，荆邯评讲隗嚣：“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 如果隗嚣不甘心臣属于人，自当抓住运会，凭借西州劲兵，招诱英雄主动出击以争天下。本来时局纷扰，武力相争强者胜，奉天承运只是胜利者的专利，结局亦未可知。但是隗嚣选择了“卑辞事汉”，“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 ，丧失了逐鹿中原的机会。既如此，他就应该专一事汉，以求功赏，但后来又叛汉依蜀，前功尽弃。

隗嚣与班彪对天下形势曾有一次讨论：

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三明道教。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从隗嚣的设问来看，他认为天下形势之走向要么是战国纵横之局复起于今，要么是重新统一于一人；从他反驳班彪的话来看，他似乎对刘汉复兴不以为然，认为他姓亦可如高祖一样创立新朝三明道教。从他的话我们似乎觉得他在为自己争夺天下寻找合理性，但是他没有高祖的雄心与才略，并没有出而争天下，似乎只是希望天下维持着分裂并立的局面，自己可以割据一方，重现战国的局面。但是隗嚣又没有为重现“战国”局面而行动，反而归附光武，为其平定东方赢得了时间。而且，经过秦、西汉二百多年的统治，皇权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天下是皇帝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诚如班彪所论，周末与汉末之形势截然不一样矣，未来的皇帝绝不会允许任何割据者的存在，六国之局不可再现，隗嚣要么选择自己去争当那个统一天下的“一人”，要么选择一主归附，以望成功之日计功受赏。但是他既不出争天下，也不专附一主；既助光武稳住西州，使之可以专力平定东方；但是当东方平定后，又反欲脱离光武，与卢芳、公孙述联合对抗之，其选择不但反复不定，而且互相矛盾。《后汉书·窦融传》记载：“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讲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 张玄的话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隗嚣的心思和意图，但可笑可悲的是，隗嚣心中最高的谋划只是“可为六国”。这种谋划使得隗嚣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不愿看到光武统一，但是又为光武平东方赢得了时间；起初自耻臣属于公孙述而斩杀了其使者，后来为了对抗光武帝又接受了公孙述的爵号。

窦融曾经致书隗嚣，表达了自己对他选择的不解三明道教。

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三明道教。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悁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

窦融的话可谓句句击中隗嚣内心之要害，而且指出隗嚣此后不是依附于卢芳就是依附于公孙述，战国并立之局不会出现三明道教。无论是示之以利害，还是激之以亲情，隗嚣仍然执迷不悟，最后被光武政权消灭。

隗嚣的选择，主要归责于他个人三明道教。将之归于其他因素，比如陇右豪族的地方性，或是西州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局限性都是次要的。他之起兵并不是主动为之的，性格犹豫反复，政治识见平平，对于天下形势和自身未来都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定位，甚至还妄图倒退到战国分裂并立的局面中，尤其可见其对历史和政治的无知。隗嚣后来在阻挠光武统一的事情上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偏执，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之前两次长安之行的痛苦经历中寻找原因。隗嚣第一次进入长安是因为得到刘歆的赏识，被征辟为元士，但是随后刘歆因为阴谋反莽被杀，隗嚣被牵连而离开京师，其中具体的情形无从知晓，但是此事件给隗嚣留下了不小的阴影，长安的凶险、政治的阴暗使他心有余悸。影响更为深重的是隗嚣第二次长安经历，当时更始进入长安，招隗嚣等入京，隗嚣不顾方望的劝阻而入京，但进京后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取更大的成功，反而受到冷落，以至于其叔父们阴谋逃归天水。隗嚣因为告发了叔父们的阴谋而升任御史大夫，但是在更始政权的权力格局中，更始帝自己权力有限，遑论处于依附地位的隗嚣，而且告发自己叔父的行为必定让隗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与舆论压力。赤眉入关后，隗嚣与张卬等阴谋劫更始，阴谋败露，“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 。这次仓皇狼狈、险象环生的逃亡在隗嚣心底留下了重重的心病和阴影，在逃归天水的马上，隗嚣一定对自己当初没有听方望的话后悔不迭，为叔父的死自责不已，或许此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不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支配。当刘秀统一东方后开始经营西方，催促他进攻公孙述的时候，隗嚣直接面临的压力骤增，想到公孙述一亡，自己只能再一次入京，曾经受制于人的经历及历史上种种兔死狗烹的先例，令隗嚣对刘秀的统一前景惊恐不已，故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挠。如果我们讲隗嚣患有某种精神上偏执的疾病，也不会离事实太远，这种偏执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张玄在河西游讲时讲的“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可谓隗嚣心事的真切表达，“虽悔无及”是隗嚣通过张玄的口讲出了自己长安之行的切肤感受。王元讲隗嚣时讲：“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 ，隗嚣对此自然有刻骨的体会。总之，隗嚣不愿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不愿失去权柄而再一次受制于人，所以他后期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此中寻找原因，面对窦融“于众何如？于义何如？谓吏士何？谓留子何？”的劝讲，仍然坚执己见，顽固到底。

窦融虽然也像隗嚣一样，在两汉之际经历了身份的多次转换，但是相较于隗嚣的优柔反复、进退失据、偏执地阻挠光武的统一，窦融是目标明确的，政治识见高明，行动坚决，辅助光武完成了对西州的统一三明道教。当初更始政权败亡时，“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这些人大都劝讲隗嚣归附光武，促进统一；当隗嚣叛汉态度渐明时，这些人有的东归光武，有的西走窦融。班彪当初从隗嚣时，就力劝隗嚣归汉，并作《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于是班彪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 。窦融到河西后，虽然河西五郡结合成一个集团，但名义上还是依属于隗嚣的，正是窦融对隗嚣所讲的“从役于将军”，但此时窦融及其集团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河西集团的自保性非常明显，当初五郡推举首领时的初衷本来就是“不一样心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 。窦融认为“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所以必须首先自保，然后观时变动，选择真主。鹈饲昌男通过居延汉简中出现的年号简对两汉之际河西的政治动向进行了研究，从开始称“复汉”，到更始政权的“更始”，再到赤眉的“建世”，再到不知何以纪年而使用平帝的“元始”，再到光武的“建武”，河西地区使用的年号频繁更换，这既讲明河西政治动向的不稳定，也表明河西采用的策略是不得罪任何一方势力，力争避免战祸，河西在不断变换年号的过程中自我保存，观察时局，以寻找真命天子。

班彪到达河西后就劝讲窦融归附光武，大约此时前后，隗嚣派遣的辩士张玄也到达河西，劝讲河西联合陇右、巴蜀抗拒光武，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三明道教。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由于班彪的劝讲，更由于窦融精详小心，对天下形势深思熟虑之后，河西集团决心投靠光武政权，派出长史刘钧赴洛阳，所谓“奉书献马”就是策名委质，建立直接的君臣关系。在此之前，河西是通过隗嚣而归属光武的，此时隗嚣叛迹越来越明显，窦融有与隗嚣不一样的政治判断与选择，所以不再通过隗嚣，而是直接通使洛阳。鹈饲昌男指出“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明河西的“建武”年号是间接得自隗嚣的。至建武五年（29），“遣使获得成功，窦融自光武帝处得到玺书，授予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张掖属国都尉、凉州牧官职与黄金二百斤。至此，窦融与隗嚣作为不一样的势力存在，得到了光武帝的正式承认，光武帝对西部的控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在河西，‘建武’的年号在表面上虽然没有变更，但是以隗嚣势力影响下的建武三年至五年夏，与光武帝直接控制的建武五年秋以后相比，河西地区的政治状况应当是有所区别的” 。后来窦融率领河西的军队，配合光武帝两面夹击，消灭了隗嚣的势力，为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赐窦融的玺书中，光武讲：“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三明道教。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 虽然得到了窦融的投诚，但是之前双方毕竟没有直接交往过，光武心中并不是一点疑虑也没有，而且当此“臣亦择君”之世，光武的这些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光武在玺书中将这些话明白讲出，既坦诚又高明。窦融等得书惊叹“天子明见万里之外”，复上书致款款之情：“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 窦融也非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与选择。后来光武得到窦融责备隗嚣的书信，诏报窦融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叛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 对窦融是愈加的信任。李景星评议《窦融传》讲：“又将光武与融往来之书详悉载入，以见其心心相印，无所用其诈虞。其尤得力者，则为融让隗嚣书，句句为嚣谋，却句句露出己之本谋。随又载光武诏书曰：‘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云云，见融之所为，朝廷无不周知。忽从两面叙，忽从一面叙，忽用暗写，忽用明写，千态百状，五花八门，总透出融之心事全在光武心事中，而光武心事又全在融心事中也。其善始善终，君臣交美处在此，而作者用笔之妙处亦在此，此真可谓写生妙手矣。” 此诚精彩之论，得其情矣。

卢芳的势力是与匈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明道教。两汉更替之际，匈奴处在呼都而尸单于的领导下，趁着中国动乱无暇外顾，匈奴重新建立了在北方草原的霸权，又一次将西域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恢复了对乌桓、鲜卑的统治，与冒顿单于时期匈奴达至鼎盛的模式很是相似。《剑桥中国秦汉史》分析：“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 虽然如此，但是此时匈奴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内部战乱导致的实力分散与衰落，使得匈奴能够对中国内部战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更始二年，刘玄遣使使匈奴，单于谓使者曰：“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刘玄政权拒绝了匈奴的傲慢要求，但是起兵安定三水的卢芳却接受了匈奴的条件，匈奴于是遣数千骑迎卢芳至匈奴，立为汉帝，将卢芳留在匈奴中，使其弟领胡骑回安定活动。匈奴通过支持割据者来影响中原的政局，当彭宠反叛时，“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 。北部边郡的起兵者，如五原、朔方、代郡等都与匈奴有联系。建武五年（29），在匈奴的协调和谋划下，“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随着光武统一陇右、巴蜀，开始集中力量解决北方问题时，卢芳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了，光武的招降战术开始起作用，建武十二年（36），“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 。十六年（40），卢芳入居高柳请降，被封为代王。后来因为光武突然中止了卢芳的朝见，令其忧恐，遂又叛逃匈奴，最后客死大漠。

卢芳能长期割据于西州之一隅，首先是莽末天下战乱之局给他可乘之机，利用人心思汉，打着刘氏后裔的旗号，有一定的欺骗力；而且，他得到了三水、五原、朔方、代郡等地豪杰的支持；其起兵依靠了三水羌胡，后来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每当势力不支时，都在匈奴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割据之地偏在北部，排在光武统一序列的末位，所以存在的时间较长三明道教。无论是对卢芳还是对彭宠，匈奴的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出兵最多时也仅七八千骑而已，反映出匈奴因内部的问题而力不从心，彭宠、卢芳势力渐次被光武消灭。光武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明、章时期北匈奴在汉朝的打击下西去，南匈奴附汉，处在汉朝的保护和监视下，不再有威胁中原的实力。

隗嚣、窦融、卢芳三股势力在刘秀统一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视为西州力量对中原腹地的一个反馈，体现了西州力量的成长，是西州对中枢的第一次反作用三明道教。下一章我们讨论西州对中原腹地的第二次反馈。

第四章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一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代特征

光武帝重建了刘氏江山，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时移世易，两汉建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风格、社会的结构、国势的走向均有很大的差别三明道教。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东汉国势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讲这两个均以“汉”为名的朝代之间的“异质”断裂并不少于“同质”延续。

历史分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学者的历史分期中，东汉处在一个转折过渡期三明道教。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渐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渐形成。有日本研究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这样的分期借鉴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方法，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并非对西方理论教条进行硬性套用，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其成果与魏晋封建论的结论有可互相印证之处。历史研究一般依照朝代更替来区分，做法虽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标准，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把握，做出符合历史内在波动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第二次是唐宋之际。以这两个重大转折作为过渡期，有的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做出如下分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汉中期到西晋，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异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个过渡期，唐末到五代，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从宋代到清代，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期。

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区分，应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做内外两方面的考察三明道教。第一，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中国某一地产生的文化，渐渐发展并向四方扩散的路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扩散的情形。第二，是反过来看，中国文化向四方扩散，由近及远，促进了其附近“野蛮民族”的觉醒，这些“民族”觉醒的结果，则时时出现强大的力量，向中国的内部产生反作用的势力。这就像水波受到池子周围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本书所讨论的两汉王朝与西州互相作用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由中心扩散到边缘，再由边缘回波到中原腹地的互动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回波”作用主要发生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国家的回波作用要大于南方少数族群的回波作用。

对中国历史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唐宋变革论的相关讨论已经很多，但对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历史转折，学界讨论并不充分三明道教。谷川道雄认为，汉武帝的扩张使得汉帝国将匈奴、羌、氐等部族都纳入帝国的版图中。汉帝国扩张的完成也意味着民族冲突的复杂化和剧烈化，东汉时期的羌人动乱，就是由于不堪汉朝重负引起的，导致了东汉的衰亡。汉代的历史，就是帝国对外发展成功后，结果反作用于自身的典型例子。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可从中国文化的对外发展，及由此而引发的周边族群向中国内部渗透这两个矢量来把握。由此两个矢量看来，汉帝国确实是一个对外发展的顶点，而帝国的崩溃则是向着由其自身产生的反动潮流转化的转折点。谷川氏“两个矢量”的观点，对把握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第一个矢量是中国文化因素向周边的扩散发展，第二个矢量是周边“异族”在受汉文化影响觉醒后，反向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中国古代历史之波动大势就是这两个矢量不断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的“回波”作用之所以能深度影响国势兴衰，除了外部因素外，还需要从东汉帝国内部寻找原因，如皇权的衰微、外戚与宦官的乱政、豪族及地方离心势力的发展、关东关西政治军事的失衡与矛盾等，这些因素与周边“异族”的反馈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汉魏之际的重大历史转折三明道教。一般认为东汉光武、明、章时期是东汉的盛世，明章之治甚至可以与文景之治媲美，但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文景之治”留给汉武帝的是丰厚的遗产，汉帝国之国势在武帝时发展到高峰，但是明章之后东汉帝国一蹶不振，长期处在“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追问东汉初期所谓“盛世”的真实情况，或许在“盛世”表象下潜藏着若干导致中后期国势走向不振的因素。笔者相信东汉中后期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和民族问题，其根源早在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已经埋下了。从内在方面来看，帝国政治的紊乱腐败、豪族的膨胀及地方分离倾向的抬头，导致了东汉逐渐走向六朝贵族制政治和国家分裂；从外部因素来看，东汉帝国周边部族的反叛，最终演变成为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五胡占据中原，汉人政权逃徙南方。

西汉帝国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与周边各族扩大了接触与交往，但并没有毫无原则地将“异族”纳入帝国内部，虽有部分匈奴、氐、羌部落迁入塞内，汉廷设属国安置之，但数量不大，管理有力，而且堠塞烽火严明，所以并未生出什么事端，在边防上不构成重大隐患三明道教。待到东汉时期，帝国周边族群内徙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逐渐失去控制。首先是匈奴，因为遭遇内部危机，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款塞内附，汉廷将南匈奴各部安置在北部缘边各郡，目的是“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 。南匈奴布列“北边”各地，南单于居西河，“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乌桓也徙入塞内，《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 邢义田指出：“东汉自建武九年、十年伐匈奴无功以后，即采取消极退避的政策，将雁门、代郡、上谷、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诸郡之边塞放弃，而将边民先后迁往常关、居庸关以东及河东之地。因此当南匈奴、乌桓归附时，立即填补了边地的空虚。” 较之匈奴和乌桓，西北地区羌人内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内迁羌人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迁徙范围大。羌人叛服无常，内徙不久后又叛乱出塞，之后又接受招抚，徙居塞内，反复迁徙的情形并不少见，内徙的羌人不但在西州各郡均有分布，而且还深入到三辅，甚至是河东、河南一带。

光武帝初年采取了收缩防线的边疆策略，内徙百姓，将捍御匈奴的任务交给了投降的匈奴，以夷制夷三明道教。后来光武帝虽然下令内徙的北边诸郡居民回归本土，但效果并不明显，东汉一代“异族”内徙的情况不断加剧，不但没能完成对徙入塞内“异族”的汉化，边境地区汉人的蛮夷化趋势反倒更加明显，汉帝国北部边缘地带布满“异族”，边民也都颇染胡风。谷川道雄把大量“异族”入据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情形称作“汉代世界帝国的成立”，但是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边境的豪族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找到与“异族”和平友好的相处之道，族群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谷川氏讲：“汉代世界帝国的结构中必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日趋尖锐。华北各地虽有胡汉杂居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夷夏为对等的关系。早在东汉初，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言语、风俗习惯的不一样而行欺压、剥削之能事的‘小吏’、‘黠人’才是投降羌民再次发动叛乱的原因。大家都知晓，2世纪初爆发的羌族大叛乱拖垮了东汉国家，而导致叛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据讲就是源于汉朝官吏及豪族强制性的苛刻役使。这一种族间的不平等，或者讲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代。西晋武帝时期，凉州的氐羌族叛乱据讲也是由于汉人地方官‘侵侮边夷’、‘妄加讨戮’之故。”

当时汉人尚没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传统的“夷狄观”将“夷狄”比作禽兽，随着汉文化的扩张，汉人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鄙夷意识越来越强，这种意识影响到汉人对待周边族群的态度和方式三明道教。内徙到塞内的“异族”，整体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劣。以南匈奴为例，开始内附的时候，因为东汉需要借助其兵力守卫边疆，其部落组织大体得到保留，单于和各部落首领的威望勉强维系，但是单于却受到汉廷派遣的使匈奴中郎将的监视，汉朝官员也逐渐直接干涉匈奴内部的事务。降至汉魏之际，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立五单于，无视匈奴的政治传统和部族利益。晋末匈奴人反叛时，宣称的理由就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魏晋时期匈奴的境遇不是突然就如此的，而是内徙后历经东汉、三国时期不断遭受汉人政权、地方豪民侵蚀、压迫，一步一步恶化的结果。

内徙羌人的境遇在一开始就非常糟糕，早在西汉元帝时，侯应谈及保塞羌人时就讲“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三明道教。自汉武帝时期汉人与羌人大规模接触以来，羌人受到汉朝官吏及豪民压迫、剥削、虐杀的记载连篇累牍。李吉和根据羌人内徙地距离原居地的远近，分类分析了徙居陇西、金城与徙居安定、北地、上郡和三辅的羌人部落组织情况，“被安置在陇西、金城等地者，因接近羌地，汉朝统治力量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部落组织较完整，而“徙入安定、北地、上郡以至三辅的羌人，则与属国民和保塞羌有较大区别。他们与汉民杂处，受郡县的制约，但与边民仍有别。这些羌人因都是多次迁徙，或在战争中被打散，种姓家支已不及原来完整” 。李先生的这种分类有一定的意义，越往帝国内部迁徙的羌人，其部落组织解体越严重，受到汉人压迫的程度越深。但是羌人与匈奴不一样，匈奴曾经以草原帝国的形式出现，是汉朝的劲敌，汉人虽然也瞧不起匈奴，但是曾以“敌体之国”对待之，匈奴是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畏惧“心结”。羌人始终是以分散的部落组织形式出现，没有复杂的阶序和集中权力，与匈奴相比更不开化，汉人对之一直是轻慢、鄙夷的态度，毫无尊重与理解可言，所以羌人部落组织完整与否，与他们受到汉人压迫的轻重与否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内徙羌人的境遇从一开始就非常糟糕，不似匈奴在内徙前期境遇尚可，只是后来逐渐恶化。但是，二者的部落组织在内徙后不断解体的趋势是一致的。

东汉朝廷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太过于迷信“以夷制夷”的方针，使得布列在帝国边疆地区的“异族”保持了强劲的武力，而东汉自身却武备松弛，尚武精神不再，这对帝国安全构成巨大隐患三明道教。到魏晋时，这个严重问题引发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徙戎之论”。曹魏时邓艾基于大量内徙羌胡潜在的危险，提出“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西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言：“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最著名的是江统所作《徙戎论》，其中有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三明道教。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相，既有开放的一面，同时也有封闭的一面三明道教。罗志田指出：“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犹如一个钱币之两面，共存而成一体。其主流是文化至上，体系开放，但就具体场合情景言则当下的政治考虑常能左右实际的开放与封闭。其开放性的一面，可以为有‘远略’之主为达‘王者一家’而用武的理论基础；但更多仍是允许夷变为夏，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其封闭的一面，虽源于‘夷狄是膺’的主动用兵的传统观念，实则渐多用于防御。其要点是中国之事不允夷狄参与，文化上亦不许夷狄可以变为华夏。” 夷夏观在最初只是一个表示地域差别的概念，后来演变成文化的观念，在文化上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在不一样的族群之间，不但存在文化的竞争，同样也存在资源、空间和生存的竞争，当种种现实的政治因素、利益利害渗入夷夏观之后，“夷夏之辨”就逐渐兼具封闭的一面了。 中原王朝国势强盛之时，夷夏之辨开放性的面相一般会占主导地位，而当中原王朝国势不振或夷夏势均力敌时，夷夏之辨封闭性的面相就会凸显。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势力愈益烈炽，东汉帝国接连遭遇内部危机，以至于末年时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最后亡灭。到魏晋之时，分布在北边各地的强悍“异族”“蕃育众盛”，中原敏锐之士感觉到了压力与危险，此时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在现实政治的刺激下占据主导，郭钦所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就是主张隔离“异族”。他认为“异族”此时虽然降服，但他们并非真心归附，一旦有风尘之警，必定会率先叛变作乱，处于帝国内部的“异族”必定是严重的安全隐患。江统更是明白地讲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外江统也明白指出“异族”内徙后遭到汉人欺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夷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江统看来，夷狄“以贪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所以，为帝国安全计，必须使各族返还旧土，达到“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的局面。无论是郭钦还是江统，都认为徙戎需要乘王朝兵威方盛之时，江统还提出要为“异族”的迁徙旅途供应粮食，无论是借兵威还是廪食道路，都讲明此时帝国已经不能很有效地掌控这些“异族”了，迁徙政策执行起来既困难又危险，所以需要软硬兼施。

日本研究者与何兹全都注意到东汉中后期之后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三明道教。日本学者认为，汉魏之际是第一期“上古”到第二期“中世”的过渡期；在何兹全的分期中，汉魏之际是“古代社会”的终结和向“中世社会”转变的时期。如上所论，日本学者着重从中国与周边“异族”的互动过程来讲明这个转变，何兹全则是在对东汉时期三个方面变化的认识基础上立论的：（1）城乡经济的衰落；（2）自由平民、奴隶向依附民的转化；（3）积极的面对现世的思想、世界观，转化为消极的面向来生的宗教世界观。从经济、社会身份、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对汉魏之际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了考察。

东汉时期经济的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三明道教。首先是农业衰落和人民流亡。东汉帝国重建后，光武、明、章三朝对经济的恢复成效有限，史书讲此期“齐民岁增，辟土世广” ，大约是遵循惯例的溢美之词，明帝在诏书中讲“田荒不耕，游食者众” ，章帝在诏书中讲“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而和帝之后农业失调、土地荒芜、灾荒屡见、农民流亡的情况史不绝书。农民流亡是乡村、农业普遍衰落的标识，又是农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王符观察到洛阳的情况是“浮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 。不仅洛阳，“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农民弃业大量涌入城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讲就是流民暴动，司徒杨赐认为对付黄巾，应该“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此策得到刘陶的赞赏，从中可见流民是黄巾起义的主要参加者。经济方面的另两个变化——城市的衰败及金属货币的萎缩——都是由农村及农业的衰败引起的，失去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市场、交易、城市、金属货币就会相随而衰。汉魏之际发展起来的坞壁替代了昔日繁华的城镇，十六国时期甚至一些州郡的治邑都是在坞壁旧址上草草建立的。论者多强调董卓之乱对经济的摧残作用，但“把东汉末年社会经济大破坏，归罪于董卓是不可以的；归因于董卓，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三国开始，社会经济衰落，一直几百年直到中唐没有恢复到战国秦汉时期的繁荣。这是不能简单地讲是董卓破坏的” 。自王莽时货币开始杂用布帛金粟后，布帛这种实物货币在东汉时一直被使用，充分反映了东汉经济的萎靡不振，董卓之乱只是东汉几百年累积的经济、社会和军事问题的彻底爆发而已。这种衰败是内在的，根本性的。相较而言，无论是战国秦末的战乱还是唐末五代的战乱，破坏程度都不逊于东汉末年，但是西汉和北宋都很快迎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而魏晋十六国则是长达几百年的持续低迷。

依附身份和依附关系在东汉后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秦汉时期百姓的身份是国家的编户民，而到魏晋时国家的编户民被寺院、大族的庄园大量分割，国家承认它们荫庇人口的合法性三明道教。何兹全原本习惯于使用“依附关系”表示魏晋以来的人际关系，但是考虑到战国秦汉时期也有依附关系，“战国秦汉的依附关系是以自由民的投靠为主，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依附关系则以奴隶半解放仍不离主人者为多”，所以何先生后来使用“隶属关系”表达魏晋之后的人际依附关系，用“依附关系”表示战国秦汉时期自由投靠、来去随意的主客关系。从“依附”到“隶属”的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是王莽时改奴隶为私属，第二是曹魏时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这个趋势从王莽时开始，到曹魏时完成。在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下，豪强大族建坞壁以自保，民众为了安全纷纷投靠，在战乱的局势下，投靠者与坞壁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无形中强化，投靠者并不是战国秦汉时期来去自由的那种依附者了，而渐渐地成为隶属于坞壁主的佣客和部曲。

另外，何先生非常注意汉魏之际君臣观念发生的变化，除了皇帝与臣僚的君臣关系之外，又发展出多重君臣关系，如长官僚佐之间、旧君故吏之间、举主门生之间，何先生认为这是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上豪门强宗和属下依附关系强化的反映三明道教。甘怀真也注意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变化，甘氏指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于中古时期君臣关系的影响很大。士大夫社会是由具有共同背景、知识、信仰、价值观的士人们通过交游品评逐渐形成的公共场域。原本官员只有两个活动场域，一个是自己的“私家”，一个是“公”的国家“汉家”，其身份在私家是家长，在公家是臣子。东汉中后期士大夫社会逐渐形成，在“汉家”与“私家”之外，官员又多了一个活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他们发展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共同价值观。“汉末以来，士人所重视的是士人间私人关系，而非公的职务关系。……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也受这种‘私化’的影响，一方面长官僚佐间的君臣结合强调彼此之间的士人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恩义感成为君臣纽带的力量所在。” 可以看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具有很重大的影响，而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又是东汉以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逐渐变化的结果。

思想文化方面，何先生指出三点变化，即从儒学到玄学、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三明道教。吕思勉曾讲过：“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 陈启云也有相似的看法：“王莽改革的失败，对东汉乃至中华中古思想文化更深沉的影响是儒家改革理想的幻灭。作为汉儒改革理想核心的‘今文经学’丧失了改革的信念精神以后，在东汉时徒存外表躯壳，其学术地位被‘述古、信古、好古’的‘古文经学’所取代。……改革理想和精神的丧失，决定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朝政的‘保守主义’性质。不管是光武的崇儒，抑或明、章的尚法，他们的改革，只是对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应。这种缺乏远大理想和宽宏视野的政策措施，是导致东汉衰落和终于灭亡的‘中距程’原因。”

总而言之，从内、外两方面看，东汉都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自王莽之后，一些新的变化因素逐渐孕育成长，大约到董卓之乱后，新变化愈益明显，推动了社会整体面貌和性质发生变化，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三明道教。

（二）东汉初期的内部危机

秦与西汉是中华文明发展初期的定型和兴盛，但是到东汉后期，这一文明盛极而衰，分崩离析，各方面倒退衰落三明道教。陈启云从宏观的文明角度指出：中华文明的缺失弱点表现在政治方面，其优点和韧力表现在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弱点决定了东汉之后的国势衰微和帝国崩解，文化上的韧劲又决定了中世之后中华文明的重整与复兴。陈先生所言政治方面的缺失是“以一姓王室为核心的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帝室、宗室、外戚和宦官）和对外的权力运作（帝室与官吏、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士人、帝国与边疆外族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均不足以维持数百年鼎盛帝国的局面” 。陈先生对从秦汉开始奠基成型的政治体制之内在缺陷的分析，诚为卓见，但这毕竟是站在既成历史的终点基于非常宏观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时局中的人并不是无能为力，只是作为历史洪流的傀儡，不能有所作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故而没有非如此不可或非如彼不可的必然。如果讲既成的历史就是最合理的历史，那么就是庸俗的历史合理性。 对当时人来讲，仍有努力和改变的可能，往高处讲可以对制度做出纠偏或调整，往低处讲可以对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进行补救，延缓危机的爆发。在西汉二百年的历程中，诚如陈启云所言，在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方面和对外的权力运作方面都出现很多问题，时人也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努力谋求解决，王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王莽的改革及其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他的失败对东汉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东汉不再具有改革的理想和精神，无论是内政问题还是民族边疆问题，东汉朝廷均缺乏一个思虑周详的“大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是非常形象贴切地讲出了东汉政治的一般状态。 导致东汉帝国逐渐走向没落崩解的政治、军事问题，比如外戚与宦官的专权与腐败、豪族势力的膨胀和地方分离主义的抬头、东西区域失衡、武力与文化的偏痹、边疆与民族问题等，其根源均已经在初期光武、明、章三帝时埋下隐患。我们不能讲东汉政治的走向一定会如此或如彼，但是光武、明、章三帝不但没有对统治机制进行纠偏以延缓危机的到来，其种种施为如抱薪救火，反而促成了危机的发生。

王莽的僭夺和莽末的群雄并起是光武帝巩固政权的反面教材，所以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但这些措施都仅能收一时之效，缺乏长远的政治宏规，举其大者有四点三明道教。第一，定都洛阳，造成了关西的衰落、偏痹和边患的浸漫，具有武力优势的关西与掌握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的关东隐隐形成对立之局。第二，在内政方面，光武帝削弱三公权力，事归台阁，造成外朝权轻。虽然他主观上力图压制外戚，却又与外戚保持亲密的关系，对外戚非常信任，为后世女主干政与外戚专权埋下隐患。外朝权轻，对此毫无补救之力。第三，光武帝在统一战争结束后行严猛之政，明帝更是将严猛之政发挥至极，到章帝改行宽厚之政时，又矫枉过正，宽纵太过，东汉初期的政治在张弛之间失去了平衡。第四，在军事制度上，废除都尉官和郡国兵，不教民战，造成官无警备，王旅不振，过度迷信“以夷制夷”的方略，对“夷”兵过分依赖，为以后西州兵的肆虐种下祸根。关于第四点，下一节讨论胡兵时会有详论，此处先论前三点。

定都洛阳确实有诸多的不得已，比如基本经济区重心的转移三明道教。冀朝鼎指出：“河内（即现今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与山东西部）在前汉末期，已由原来的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的基本经济区，从而取代了关中的地位”……“后汉（或称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刘秀，对主要基本经济区由关中向河内转移的意义是深有领悟的。……他就选定位于黄河下游的洛阳而不是渭河流域的长安作为首都。这一变化很有意义。虽然关中在经济上仍然很重要，但是，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汉水与淮河流域，已经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了。” 关中经济不足以支撑朝廷和驻军的用度，转运粮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起于民间白衣的光武帝顾惜民力，而且河内是其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选择洛阳为首都似乎势所应然。但选择洛阳为首都也是由于光武帝个人性格的缺陷和战略眼光的局限，往好处讲是顾惜民力，务实守成，但往坏处讲，就是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缺乏进取开拓之心，对全国政治、军事、国防各方面缺乏统筹把握。廖伯源论曰：“光武从起事反莽，至自立争天下，皆形势所逼，命运如此，非其性格好捣乱，爱争雄长而强出头。光武性格务实，少冒险进取之空泛企图。洛阳地处帝国之内部中心，远离戎狄，较为安全，此为光武定都洛阳之重要原因。且光武既无西进拓地之企图，亦无必要西都关中。”

后世局势之发展非光武所能预料，对他定都之选择过多地苛责并无太大意义，但是此举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三明道教。钱穆指出定都洛阳使得东汉一朝表现出来的是“退婴”、“守成”的气象，不如西汉之进取和能应变，而且中国之地势西北高寒贫瘠，东南和煦丰饶，“若非有一种人力为之驱策，则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而西北则有寒荒剥落之象。西汉因建都关中，故东方人物经济不断向西输送，而全国形成一片，血脉常运，元气常调。东汉因建都洛阳，东方人物经济，其西上仅至洛阳而止。函潼以西，受不到东方暖气，其本土仅有之人物经济亦不断向东滑流，渐枯渐竭，终成偏痹之症” 。关中的衰落与之后的羌患不止、西州地方武力再次兴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是一系列的连锁关系。当然，无论是羌患还是西州兵团的兴起、叛乱，都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不可完全归因于首都的东迁，但此举确实使得东汉立国的规模和气概小了很多，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上造成很难克服的缺陷。如钱穆所言：“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汉武帝时期一人专制政治极度发展，宰相制度受到破坏，尚书机构逐渐权重三明道教。光武帝性猜忌严刻，“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对大臣极度不信任，延续了汉武帝的做法，刻意压低三公地位，剥夺三公实权，破坏宰相制度。光武帝频用二千石长吏升任三公，这是从迁转程序上压低三公的地位；于建武二十七年（51）去三公的“大”字，在名号上轻三公；也不再对三公封侯，位三公者，皆不复有茅土之封等等做法，都是为了破坏三公的权力及其在朝臣中的权威。三公事权被夺的一个例子是不再拥有案验督责二千石长吏的权力，《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 三公事权削弱，但是光武仍然严督切责三公，建武十三年（37），司徒韩歆以言甚刚切获怒于光武，后被逼自杀，“后千乘欧阳歙、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范晔论曰：“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 礼敬大臣之古意荡然无存。徐复观指出对宰相制度的破坏是君主行专制必需的行动，因为专制者总是从权力的方面去看官制，而官制总有客观化的趋势，一旦客观化，权力也就客观化，专制者就会感到权力离开了他，就感到了危险，所以破坏官制的客观化，破坏官制能客观地发挥作用，是古今专制者所不知不觉共同遵循的路线。宰相是官制的首脑和骨干，一旦成为制度，即被赋予若干客观存在的意义。因此，两千年来专制者循环地破坏宰相在制度上的客观地位，而任用皇帝身旁地位低微的人去执行宰相的实权。执行久了，原来在地位上本是与宰相悬隔的，也慢慢地被承认为宰相，因而取得官制上的若干客观地位。于是后起的专制者又把它虚悬起来，再让低微的近臣代替。 权归尚书只是为了光武自身专权之方便，并不意味着尚书获得了尊崇的地位，伴君之侧的尚书动辄获咎，处境更惨，“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 。

惩于前汉外戚的篡权，光武帝刻意压制外戚，《后汉书·孝明帝纪》注引《东观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三明道教。” “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也是明帝遵奉不改的“建武制度”，但后来外戚干政成为东汉一代最重要的政治特色，不能不讲是对“建武制度”的一个讽刺，这套制度在防范外戚与政上可以讲是完全失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光武帝还是明帝，虽然在“公”的领域限制外戚权位“不过九卿”，但是在“私”的领域与个别外戚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在皇帝专制政治下，所谓“公”与“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公与私统一于最高一人，常常混为一气。比如，光武帝对阴氏非常信任，建武十九年（43）立明帝为太子时，“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 ，“拜（阴兴）卫尉，亦辅导皇太子”，将宫禁安全守卫之责交予阴氏。光武每次出巡郡国时，以阴识留守京师，“委以禁兵”。阴兴历任黄门侍郎、期门仆射、侍中等职，都是皇帝身边的亲近之职，“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 。明帝对马氏也非常亲近信任，马氏兄弟掌管宫廷禁卫，明帝病卧时国舅马防旦夕供养且一年，被信任的程度非同寻常。

无论是阴氏还是马氏，虽然没有在外朝官僚体系中占据高位，却是皇帝身边内朝的重要成员，深得皇帝宠信，这在专制政治体系中就是最大的权势三明道教。光武帝即使在主观上清楚应该抑制外戚的势力，但实际的作为却是宠溺外戚，并纵容了外戚权势的发展。以阴氏二舅掌管宫禁、辅佐东宫，王夫之评论曰：“王氏之祸烈矣！光武承之，百战而刘宗始延，惩往以贻后，顾命太子而垂家法，夫岂无社稷之臣？而唯阴识、阴兴之是求。识虽贤，何知其不为莽之恭？识虽不伪，能保后之外戚皆如识乎？饮堇而幸生，复饮以冶葛，卒使窦、梁、邓、何相踵以亡汉。光武之明，而昏于往鉴如是者，何也？” 光武帝欲压制外戚权力却又不得其方，章帝之后接连幼主即位，皇太后以“母亲的权力”代行皇权，自然援引父兄子侄等娘家人辅佐为政。同时抑制三公权势，造成外朝权轻，无法制衡外戚专权。等到皇帝年长，不满情绪滋长之后，就通过身边的宦官以非正常的方式夺回权力，转而宠信重用宦官，于是形成了东汉中后期臭名昭著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梁冀专权时，汉冲帝驾崩，李固等三公大臣欲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梁冀不从，立了八岁的质帝。当梁冀弑质帝后又议立帝，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一致主张立清河王，但朝会时梁冀仍能压服众议，用太后策免李固，再立桓帝。在议立新皇帝的斗争中，外朝处于完全的被动和弱势，无力对抗专权的外戚。值得注意的是，劝讲梁冀不要立清河王的是宦官曹腾，宦官和外戚的利益都建立在皇帝的年幼或昏庸之上，如果年长有德又严明的清河王即位，则他们的富贵就不能长保了。

光武帝的政治以“柔道”著称，其保全功臣的做法比汉高祖高明三明道教。曹金华指出，在统一完成之后，“刘秀的‘柔道’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他讲‘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在某些方面仍体现出‘柔道’思想，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则逐步向‘颇以严猛为政’转化” 。朱浮性格直率，指责光武帝讲：“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 这种为政作风被明帝变本加厉地继承，特别是因为建武十九年（43）更换太子的事件，明帝与兄弟之间关系紧张，当时“旧防未立”、“宪章无序” ，诸王交通宾客，结交大臣。明帝即位后感受到了来自兄弟们或实或虚的政治压力，所以诸王之案频发，影响最广的是楚王英案，明帝刻意扩大事态，牵连甚广。王惟贞指出：“光武帝与明帝的严苛，对朝廷官员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大小官员都战战兢兢，不敢违背明帝的旨意。严重所及，导致东汉政廷上下均弥漫一股严苛治国的风气。不只是中央政府，连地方官员在处理大小政务或是执行中央命令时，均以严苛为主。以楚王狱案为例，负责审查的官吏宁愿将所有被牵连的无辜者下狱考掠，都不敢有任何的疏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罪犯，否则下一个被牵连的就是自己。” 第五伦评论光武、明帝时的政风讲：“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 可见当时严苛的政风在无形中影响到官吏任用的类型。章帝宽厚，欲纠严苛政风，但是苛政之积习不是皇帝一封诏书可以立刻改变的，恰如第五伦所讲：“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 章帝在诏书中也指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 光武、明帝统治时期不断升级的严苛政风，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俗敝”和“办职俗吏”使得章帝试图扭转政风的行动难以收到成效。

有一种意见认为光武、明帝的严苛猛烈之政只是针对治吏，并不是用来治民的，广大的基层民众并没有受到严苛政治的影响三明道教。这种意见恐怕没能深刻认识到政治之恶，对政治抱有过多的温情与善意了。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恶”，历来为政，由仁厚入严苛容易，再由严苛返归仁厚则困难。所有专制君主的第一需要是加强权力而不是造福百姓，光武、明帝行严猛苛刻的政治，完全是出于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需要，然而“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章帝时，“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 。袁安的例子很能表明此种影响：“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 颇可注意的是府丞掾史的态度，袁安上任后最先处理的是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有罪者，即使是这样亦使得府丞掾史们惶恐不已，在严苛政风的影响下，唯一能令他们感到安全的，就是将所有牵连者，无论是真有罪还是被冤枉的，一律以有罪处理之，“否则下一个被牵连的就是自己”。楚王英案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当时“群下苛能”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大多基层官吏都“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 ，在这种近似于恐怖的政治风气下，所谓的“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不可能不影响到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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