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行走与随想——浙东第一都会的城建、经济与区域策略:宁波道教

　　一、清洁之城

　　7月陪女朋友到宁波的工作单位报到宁波道教。从山东的最南端枣庄到达宁波，也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对我们来讲，宁波已经很远了。火车站前看到大包小包的我就冷漠拒载的出租车司机，让我感到很是意外和不快。终于搭上一辆出租车，司机的一口宁波话又让我云里雾里的。幸好一位师兄的热心帮助，我们才在宁波江北区安心借宿了几天。

　　初到宁波，其城市景观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林立的高楼，而是异常清洁和绿化良好的市容以及城市中心区良好的道路景观设计宁波道教。城市几乎是纤尘不染，路面也像是刚刚用水冲洗过一样。没有南京让人感到沉静的法桐大道，但婆娑的香樟和精致的绿地却给我一种温馨的感觉。习惯于用脚丈量城市的我，第二天就借着办几件事的机会逛了几处地方。城市道路和公交车车体上就能够看到一些城市营销的内容：“东方商埠，时尚水都”是宁波的城市营销口号，“阿拉宁波”则略显诙谐的展示了宁波人的城市自豪感。三江口是宁波城市的核心地段，三江汇流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地。宁波并不是青岛一样典型的滨海城市，宁波的城市发展史与江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上海黄浦江两岸的景观相比，宁波的江岸景观多了些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内容：没有林立的高楼直接压迫江岸景观，江岸被绿地、树木、公园所环绕。江岸不只是城市展示的橱窗，更是市民休憩的最佳去处。

　　二、不多的古韵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过初到宁波，我并没有在城市景观方面体验到宁波的久远历史宁波道教。老外滩上的教堂和其他众多历史建筑展示的只是宁波近代开埠通商的成就，但是近代建筑我已经在南京体验了这么多：总统府、中山陵、国民大会堂……宁波的近代建筑并不能让我印象深刻。宁波城隍庙是一个具有传统特色的商业区，虽然其中仿古建筑占了多数。依托一个与宗教相关的建筑而形成一个商业区，这似乎是很多江浙城市的共性，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都是这种。无论佛教、道教、儒教，或者是中国传统的本土神仙，中国人对它们的种类并不在意，而由此聚敛起的人气所造就的商业价值才是真正被看重的。宁波鼓楼则给我一种别样的感觉。这是一座位于中山西路北侧的古城楼，城台原本是建于唐代的明州府子城的正南门，现存城楼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所建。其最独特之处是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歇山重檐的城楼顶上又加了一个西式的钟楼，这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增建的水泥钢骨正方形瞭望台及警钟台。这种移花接木式的中西合璧建筑形式，本身的技法并没有让人称道之处，不过它确实是作为中国近代重要通商口岸的宁波感受欧风美雨的历史见证。

　　三、民商之城

　　宁波城市中心区的商业景观，是让我对宁波印象深刻的第二个方面宁波道教。天一广场是宁波城市中心区集SHOPPING MALL和城市中心广场于一身的大型城市更新与开发项目。我对它的最早了解，是在今年5月写作张京祥老师所开“规划理论与实践”课程作业时所阅读的万勇所著《旧城的和谐更新》。当时天一广场不仅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而且开发者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投融资体制，在当时国内城建界也开创了一个先河。看着天一广场鳞次栉比的商铺，我在感慨浙江省民营经济的极度活跃。对于一个城市的经营者来讲，进行几个城市改造工程并不是难题，建商铺也几乎是必备的内容，但建设之后的招商工作则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最大的尴尬莫过于商铺建成，却招商不成，造成项目的烂尾。浙江省经济发展模式中“藏富于民”的独到之处充分的显现出来，政府并不需要事事攥在手中不放，让民间资本自己发展壮大，反而是一种更简便和更具有持续性的发展模式。政府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民间资本投资发展各类产业，然后政府收税并再投资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就是这么简单而有效的一种循环发展链条。如果政府唯恐自己不能直接占据最多的经济资源，那结果反而适得其反。

　　天一广场周边的几条道路共同组成宁波最核心的商圈，包括号称“浙东第一街”的中山路，以及药行街、开明街宁波道教。城市设计水平非常让我称道。习惯于南京新街口的户外广告牌大多被外资企业的品牌占据了——因为江苏是中国引进外资最有成效的省份之一。而宁波所展示的则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景象，更多的广告牌被宁波本土品牌所占据：雅戈尔、杉杉、罗蒙、太平鸟、帅康、方太、奥克斯、波导……虽然与江苏是人文相通的近邻，但历史上就有吴国和越国的分治，今天江苏和浙江的发展模式也有显著的差异。当江苏急切的把沪宁高速公路苏南段建成时，江苏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借助上海这个窗口快速的吸引外资。昔日贫困的昆山让人瞠目结舌的快速发展就是这样实现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更是得益于此。可以讲以招商引资为最主要特征的新苏南模式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最靠近上海的苏州：昔日经济羸弱、除了园林旅游和苏绣之外并没有多少优势的苏州，转眼间就快速超越了近代以来长期占据苏南经济头把交椅的无锡；苏州所辖的县级市昆山、常熟、张家港更是将昔日强大的武进甩在了后面。就在同时，浙江人却在打着不一样的算盘。“增长极”理论当时在浙江省主政领导中的影响很大，害怕上海这个增长极在发展初期会像无底洞一样吸附周围地区核心经济资源的心理，使得沪杭高速公路浙江段迟迟没有通车。浙江人在安心搞自己的个私经济，对吸引外资没有多大兴趣。正是这样一种对个私经济极为宽容和支持的发展环境，成就了浙江的民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获益最大的不是靠近最上海的嘉兴、杭州和湖州，而是温州和宁波。当然，浙江的民营经济目前已经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发展拐点上，面临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战略转型已经是必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恰恰是浙江的民营经济如何实现更大的国际经济融合度，不光是让浙江的产品行销世界，而且让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走进浙江。但从根本上看，浙江模式比苏南模式更具有长远发展潜力，更容易建立一种植根于地方的创新网络体系。同时环境效应也非常值得关注。苏南在不遗余力的吸引外资的时候，对外资的“溺爱”也造成了环境的显著恶化，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是又一次大爆发。毕竟，国际游资对中国环境质量的珍爱程度不会太高，赢利几乎是唯一的目标。而一旦环境变得不利，它们将很快转移到苏北、安徽乃至东南亚地区。而近年来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的浙江企业家，他们在关注利润的同时，也肯定会关注一下自己的子孙未来的生存环境。

　　看着宁波城市中繁盛的银行业景象，我也感受到浙江民间金融业的极度活跃宁波道教。近代“宁波帮”的崛起，以金融业为最主要成就之一，比如著名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精明的“宁波师爷”们似乎天生擅长打算盘。目前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应该讲是在总体严格的情况下有一些放开，于是各地具有政府背景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趋势：北京银行、天津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盛京银行、大连银行、重庆银行等纷纷改制，股份制改造、跨区域经营成为突破的方向。浙江兴旺的地下钱庄我只是有所耳闻，正规商业银行的繁盛则是我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浙商银行、宁波银行、鄞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股票初一上市，立刻频频遭遇涨停板。浙江兴旺的民间金融业，也是浙江经济对外资不感冒的重要原因。当民间的融资变得容易时，老外的资本就不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金融业对于现代经济的运行具有及其关键的作用，但是只要国家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适度放开、进入竞争机制，给金融业带来的一般不是更大的风险，而是更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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