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教:敦煌女儿

□刘建林

“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敦煌道教。80岁了，还能为敦煌做事！”这是一位年过八旬老人的心声。在如今浮躁的社会里，人们贪恋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便捷与富裕，一个个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涌向了北上广。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群人，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连在一起，倾其一生，只做一件事。

1963年，北大毕业的她，响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号召，来到了几千里外的敦煌莫高窟，开始守护敦煌敦煌道教。这一守，青丝变白发，就是一辈子。她就是1938年出生、被人们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她的傻，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没法儿接受的。原本生在大城市，名校毕业，却只身前往人烟稀少、生活艰苦的大漠敦煌。其中的原委，要从她1962年初见敦煌讲起。

在上海生活时，父亲常常带着她去博物馆、展览馆，欣赏艺术大师作品，也曾有幸看到敦煌壁画美术展览敦煌道教。从那些灵动作品中，她感受到了幻化的美，便有了“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24岁那年，她作为北大学生因实习不远千里来到敦煌，美梦成真。当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震住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惊之情。在那个沙石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她被那些千变万化的壁画迷住了。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使她满足、震撼，沉浸在洞内神仙世界、艺术殿堂，全然忘记洞外飞沙走石、黄土漫天，甚至洞外的一切。

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而言，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样使她震惊敦煌道教。住的是土房、吃的是杂粮，缺水断电，洗澡成了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没有商店，听不到广播，看的报纸也是十天以前的。除却生活条件艰苦以外，工作环境也是异常恶劣。最使她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这是进入洞窟的唯一途径。每次爬时，她都心惊胆战，跟耍猴子似的，在梯子上左晃晃、右晃晃。为减少恐惧，她改了早起喝水习惯，整个上午不用上厕所，每日便能少爬几次。

虽然她怕了那里的艰辛生活，可心里仍深爱着那些塑像和壁画敦煌道教。1963年，她大学毕业时，敦煌研究所向学校要人，名单里有她。父亲担心身体羸弱的女儿难以适应荒漠，便写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女儿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可是，那份信却被她悄悄扣了下来。“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受前辈精神感召，她义无反顾踏上开往大漠的列车，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

这次，她做好了扎根大漠的准备，吸取实习时留长发洗梳难的教训，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敦煌道教。时至今日，她依然留着短发。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对外联系仅有一部手摇电话，可往往是断断续续，通讯极其困难，几乎与世隔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也要跑好远的路。对此，她坦诚地讲：“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然而，这没能动摇她对敦煌艺术的炽烈迷恋。

一年后，在武大工作的恋人彭金章来到西北大漠看望她敦煌道教。没想到，昔日未名湖畔读书散步的娇俏女子，在日日漫天黄沙中变得异常坚韧。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彭金章如是讲：“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他们的爱情，无死去活来，亦无轰轰烈烈，犹如山间清泉，自然而然地从生命相遇中流了出来敦煌道教。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单婚礼。自此，他们成了牛郎织女，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每隔一两年，她有20天探亲假，便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她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意，尤其是对孩子。1968年11月，她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了。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坐火车再转汽车，一路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后了。

展开全文

在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时，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了心头，她喜极而泣，滚烫的热泪止不住地流敦煌道教。儿子未出满月，彭金章假期已满，又赖着不走磨蹭了几天。可是，学校那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即便有万般不舍、千般不忍，彭金章只得留下她一个人照顾儿子，踏上返校列车。

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敦煌道教。56天产假结束后，她又不得不把儿子每天捆在蜡烛包里，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一个人在家的孩子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每次下班走到家门口，若是能听到孩子哭，她那颗悬着的心就踏实了。若悄无声息，她的心会提到嗓子眼，紧走几步，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在不在。挨到4个月大时，她实在无暇顾及，无奈把儿子送回丈夫河北老家，由姑姑抚养。等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姑姑已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老二便在她身边长到了3岁。可是在敦煌眼瞅着孩子教育成了问题，无奈只好送到武汉。尽管她在同事眼里成了少有柔情的人，但一谈起孩子，她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

1986年，彭金章终是妥协，放弃武汉大学事业，来到了敦煌敦煌道教。如今，他们相濡以沫。她依然为敦煌四处奔波着。彭金章已退休在家，默默地支持着她。爱情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苦，也有梁山伯祝英台的美好，可是他们的爱情，从生活的美好中流了出来，是一对神仙眷侣。

内心纯净的人，才能把现实的不堪幻化为一种坚毅的美好敦煌道教。“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一样程度地存在着病害。”她瞅着日益毁坏的壁画、塑像，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日日夜夜思索着保护之法，一门心思扑在了研究保护的门道上了。是啊，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如此厚重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怎能毁掉？有一年的夏天，她一进洞窟，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洞内空间狭小，随着游客增多，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她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分化的趋势，她很伤感，也很焦虑。“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于是，她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为留住那种精湛技艺呈现的美好而夜以继日地忙碌。

1998年，她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道教。此时，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搞得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也与日俱增，从1979年只有1万人，增加到了20万人。最让她头疼的事，不是游客多了，而是在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下，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她虽是人微言轻，可不停地四处奔走，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平息了一场上市风波。现在讲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敦煌，爱上那里的苍凉和静寂，习惯了敦煌的深邃与自然，也早已把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埋在了那片淳朴的黄沙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糅合进这位江南女性的内心。曾经上海女人的小资情调，早已演化为如今的西北大漠的厚重。

她曾讲：“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敦煌道教。”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就有敦煌莫高窟，这是一种幻化美。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把这种美展示给公众。可是，每一个游客的到来，都会影响洞窟内温度、湿度、空气的变化，而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和盐化。她只能试着控制游客，钱可以少挣，但壁画不能不保护。她搞数据实验，找到了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然而，那些个脆弱的壁画承受能力很有限，统计出来的人数少得可怜。“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她如此这般认识这个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她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65岁的她脑洞大开，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搞一个“数字敦煌”。那个数字敦煌建成后，游客可以在尚未入洞窟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敦煌道教。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而在这项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她已经79岁了。

半个世纪守候，是一种心灵的契合，更是一种人生的际遇和命运的安排敦煌道教。年轻时的她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讲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这样传开了。工作雷厉风行，讲话单刀直入，做事不留情面。因此，有人背地里骂她是个“死老太婆”。然而，在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却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着那些尖利刺耳、不中听的话。她讲：“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讲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在这些时光里，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也雕刻着她守护千年惊艳的荣耀和艰辛敦煌道教。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她无怨无悔。她穷极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的生命足迹里，品到了坚毅，读到了专注，也深深感到那个瘦弱并不伟岸身躯里，包裹着一颗高贵倔强的灵魂。

本文链接：http://daojiaowang.org/index.php/post/92538.html

转载声明：本站发布文章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本站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