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道教:广明之乱与唐末文人对战乱的体验

身处在动乱中的文人有着济世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但在战乱中，只能和百姓一起四处漂泊，亲身经历着战乱带来的苦难，眼看着黎民百姓的疾苦却无能无力池州道教。

这对拥有政治理想的文人来讲无疑是痛苦的，他们唯有通过自己手中的笔，记录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他们的心理感受:他们关心战局，流露出对朝廷的失望;揭露暴行，表达对战乱的憎恶和对百姓的同情;思念亲友，折射出对个体生命沦落的担忧池州道教。

关注战局池州道教，流露出对朝廷的失望情绪

唐末文人已经不再如盛唐时期的文人一般，渴望着弃笔从戎，驰骋沙场，为国家开疆辟土，为朝廷所赏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没有“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池州道教。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的豪情、自信，代之的是面对末世混乱时局的无奈、无助，是对政局若有若无的自觉回避以及对朝廷的失望之情。他们也关注时局，但他们的诗歌呈现的是对时局的客观描述以及内心的感受，还有对战局冷静的思考。

“广明之乱”爆发之前，司空图以其敏锐政治嗅觉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但无奈“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将儒》)，他写下《淮西》、《感时上卢相》、《乱前上卢相》等诗，表达了担忧，希望得到执政者的重视池州道教。《淮西》诗云:“鳌冠三山安海浪，龙盘九鼎镇皇都。

莫夸十万兵威盛，消个忠良孝顺无”，意在提醒卢携不要太过倚重高骄池州道教。在黄巢攻占长安前夕，司空图《乱前上卢相》更直接地指出“虏黯虽多变，兵骄即易乘。犹须劳斥候，勿遣大河冰”，希望卢携审时度势，劝诫、督促高骄及时出兵，以早日平定战乱。但朝政为宦官所把持，朝臣相互争权。

宰相卢携“内挟田令孜，外倚高骄”，推荐高骄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池州道教。但是，黄巢军攻陷长安前夕，卢携患病告假，对时局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和控制力，无法履行一个宰相的职责，平叛策略无法上达，更追论实施了。朝廷深深倚重的高骄也因崇信道教迷信，贻误战机，最终不可避免地把唐王朝的命运置于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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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的橘谏宣告失败，京城不保，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军已经逼近长安，田令孜归罪于卢携，卢携仰药自尽池州道教。黄巢攻占长安，信宗幸蜀，唐王朝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

文人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在朝政上的话语权毫无分量池州道教。司空图虽然一再提醒当局者，依然无法挽救京城的落陷、帝舆的播迁，司空图不能不对此感到难过和失望。

“广明之乱”中，帝舆的播迁对文人的影响较大，《资治通鉴》一记载，广明元年黄巢军队还未攻打撞关时，嘻宗就已经在商议幸蜀的事宜池州道教。当时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撞关制置使张承范上表劝阻:“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奎舆一动，则上下土崩。”嘻宗还是在宦官田令孜的胁迫下放弃了长安，西逃入蜀。

罗隐当时隐居池州，仍不减对时局的关注，写下了《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追溯“广明之乱”发生的缘由: 安史之乱中玄宗被迫幸蜀和现在嘻宗播迁如出一辙，但是，玄宗有郭子仪这个大将为平叛做出努力并最终平息了战乱池州道教。而现在，信宗宠信的宦官田令孜不理朝政，不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显赫却平庸的官员充斥朝堂，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被重用池州道教。据史料记载，陈敬暄出任西川节度使，代替崔安潜，只是因为他在击毽比赛中打败了另外三个竞争对手，拔得头筹。“九州多事竟难防”，可恨甲兵长期不修，如今成为弃物，竟敌不过未经练的农民军。身居高位者不思先祖创业的艰难，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军攻占长安，帝王播迁。

此情此景，诗人对朝政痛心疾首以及绝望之情绪溢于言表池州道教。崔涂《己亥岁感事》“见讲圣君能仄席，不知谁是请长缨”，韦庄《辛丑年》“西望翠华犹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杜荀鹤《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郡候逐出浑闲事，正是蜜舆幸蜀年”等，都表露出朝廷没有选贤任能，致使百姓流离、蜜舆播迁的痛心，表达了对朝政的失望。

还有一部分文人心怀报国之情，希望早日结束战乱，奎舆及早返京池州道教。韦庄《喻东军》: 诗人希望诸葛亮式的文人出现，能够力搀狂澜，也透露出诗人面对文人地位下降，空有治国之才却不到重用的愤激。

据史载，嘻宗中和元年郑败以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的身份，率领各路集结的唐王朝军队对黄巢军队进行反扑，在实施夺回长安的作战中，“贼以败儒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池州道教。不仅贼寇轻视文人，朝廷官员也有同样的态度。

中和二年，高骄上表朝廷的奏折中讲到:“王铎债军之将，崔安潜在蜀贪默，岂二儒士能，强兵!”虽然诗人“愿戴儒冠为控弦”(《闻回戈军》)，在沙场指点江山，平定战乱，但“自黄巢起义开始，唐代的统治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武人的跋启代替了唐王朝近三百年的文治，文人地位下降池州道教。在朝中得不到重用，无法实现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抱负，也是文人对朝廷失望的原因。

揭露暴行池州道教，表达对战乱的憎恶

战乱造成的破坏，在文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池州道教。翻开晚唐诗人们的诗集，可以看到，兵乱后的各种动荡景象成了他们笔下无法避开的描述重点，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他们对战争的僧恶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广明之乱”的爆发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造成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池州道教。乾符五年，王仙芝得知朝廷派请沙陀军前来救援，盗贼卖人给军官以抵军粮，一个人可以卖到数百络。这样暴行在诗人的笔下都得到反映，诗人对战争造成的破坏痛心疾首，对朝廷官员不体恤百姓疾苦仍然横征暴敛的极其不满，对战争更是憎恶至极。

诗人充满同情的笔调，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向世人展现了乱后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官府的残忍，表达了对朝廷腐败的控诉，对战争的憎恶池州道教。

诗中表达了诗人对战士们的同情，“自怜长策无人问，羞戴儒冠傍塞垣”、“胸中纵有销兵术，欲向何门讲是非”，是诗人的抱负，却无处施展池州道教。然而，他的目的不再如盛唐诗人那样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而是渴望早日结束战乱，还百姓和平安宁的生活，反映了诗人对战争的憎恶之情。

思念亲友池州道教，折射出生命沦落的担忧

战乱爆发之前，许多文人己经远离家乡，四处拜渴，漂泊多年，以求一举，光宗耀祖池州道教。战乱爆发后，书信往来中断，家中的情况无从得知，激发了他们对家人的无尽思念和担忧。

文人写给亲朋好友的诗文中，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外，还折射出了对自我个体生命沉沦的担忧池州道教。诗人的庆幸是孤独的，因为战乱，“争耐乱催人渐少，麦城新赋许谁传”，朋友之间的消息难以传达，诗人所见到的是“野色寒来浅，人家乱后稀”的景象，战前的蹲酒留欢、曲槛柳浓、小园花暖、喷香瑞兽、舞雪佳人的美好生活，都成了追忆的内容。战乱过后，这些都己无处追寻，只剩下满蓑风雨钓鱼矶的避乱生活。

“不知瞥履更谁存”，喘息稍定，诗人对朋友的担忧又无法遏止地涌上心头池州道教。郑谷《久不得张乔消息》更直接地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担忧: 该诗应作于乾符三年十二月至广明元年之间。《唐诗纪事》记载，咸通中，张乔在京城参加科举，不久，黄巢入京，他便归隐九华山。

据《资治通鉴》记载，乾符三年到广明元年间，黄巢军队曾于乾符五年悉渡淮水，所过无不掳掠，抓捕丁壮以补充兵源，张乔正于此时归隐九华山池州道教。

诗人曾亲眼见到战火蹂踊后的萧瑟景象，写下了诗并逃离，天遇大雪，僵尸满野，起义军离去后的江陵，毁殆尽，百姓战乱之中，消息不通，郑谷极其担心张乔的安全，故而作战乱期间，友人之间相互关心，流露出的是真挚情感池州道教。

诗人对友人的担忧也是诗人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战乱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就罢了，除了对自身性命的担忧，也包含了岁月流逝，功业无成的无奈和伤感池州道教。

“广明之乱”前期池州道教，韦庄一直汲汲于科举，黄巢攻占长安之时，他未能及时逃出长安，与弟妹分散，后来开始长达三年左右的避乱逃亡生活，写下了诗，记录了当时亲历战乱时的忧思，对亲友的思念，以及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担忧: 病重的诗人满怀深切的忧虑:在战火中与弟妹离散，不知晓他们身在何处，是否安好?

自己身陷贼中池州道教，身患重疾，不见好转，反有加重的趋势，感觉治愈无望之际，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更加强烈，不觉泪下沾襟:自己还能否回归故里?

诗人们通过诗歌记录下他们对战乱中的各种感受，反映出对民虞的关切，表达了对身处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的深切同情，面对战争时的无奈，以及对战乱中漂泊不定难以掌控自己命运的迷惘和恐惧池州道教。

结语

对经历过“广明之乱”中文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描述，通过对唐末文人在“广明之乱”中及以后政治文化行为层面、文学创作层的考察，本文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广明之乱”不仅彻底改变了唐末的政局，文人的政治、文化心态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挥之不去的充满灰暗色调的末世情环池州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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