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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道教:马娟 | 《解醒语》与元代相关人物史事释证

道教符法    道教网    2022-11-26    49

《解醒语》与元代相关人物史事释证

马娟

提要:元代史籍中保留了一批史料价值颇高的笔记杂记,《解酲语》即为其中一种金华道教。然长期以来,《解酲语》处于被忽略的境地,其史料价值未被充分认识,因而未被有效利用。笔者通过对这一元人笔记的作者与版本、标点与校注、内容与价值方面的研究,发现其文记载笃实,反映了元代宫廷、官场、社会、宗教诸方面的情况,尤以对元中后期权臣倒剌沙、燕帖木儿,海外蕃国马八儿,元初发掘宋陵,吐蕃佛教以及庵萝树(芒果树)引入的记载最为珍贵,足可补正史之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其文考证与研究,从侧面可观察元初与元末明初汉人士大夫阶层国家民族观念的转变。据此呼吁元史学界整理与研究元人所留下的笔记杂记,拓宽元史研究史料宝库。

关键词:《解酲语》;燕帖木儿;马八儿;掘陵;庵萝树

《解酲语》是元人李材撰写的笔记杂记,长期以来未引起元史学界的重视,使用者更是寥寥无几金华道教。笔者多年前在做博士论文时曾引用过其中相关记载,但没有做过深究。2019 年11 月有幸收到暨南大学陈广恩教授邀请参加拟在今年10 月召开的“宋元文集与社会”工作坊,遂萌发研究这本笔记的想法。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许多新的、有趣的问题,故撰写成文,以求教于同好。

一、作者与版本

首先要讲明的是关于这部笔记的书名金华道教。目前所见大部分版本作《解酲语》,但《广百川学海》本目录部分写作《解醒语》,而正文又作《解酲语》。“酲”与“醒”在字形上非常相似,极易混淆。故正确的书名应是《解酲语》。[1]

《解酲语》的作者为何人?《讲郛》本明确标示为“元李材”;《广百川学海》本同金华道教。《稗乘》本在“元”后标识作者名姓处呈黑块,而《丛书集成初编》本则云“撰人不详”。据《讲郛》本和《广百川学海》本可知,其书作者为元人李材。

李材又是何许人?《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收名为“李材”者有一人金华道教。[2]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曾有诗赋之:

小姬劝客倒金壶,家近荷花似镜湖金华道教

游骑等闲来洗马,舞靴轻妙迅飞凫金华道教

油云判污缠头锦,粉汗生怜络臂珠金华道教

只有道人尘境静,一襟凉思咏风雩金华道教

赵孟頫在该诗后附有几行小字金华道教,兹引如下:

李诗云:驰道尘香逐玉珂,彤楼花暗鼓云和金华道教。光风渐绿瀛洲草,细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弦鸣曙草,水亭帘幕受寒多。少年易动伤心感,[3]唤取蛾眉对酒歌。子构,名才,京兆人。年十七赋此诗,不幸早亡,杂于唐人诗中未易辨也。客有赋十月桃者,子构云:刘郎再来岁云莫,王母一笑天回春。众皆钳口不作。亦奇句也,因附此。[4]

据上引文字来看,这位李材(文中作“才”)字子构,陕西京兆人氏,极具诗才,17 岁即赋此诗,引赵孟頫同和,并惊叹于他的才华,慨叹其英年早逝金华道教。赵孟頫称其诗被杂于唐诗中,不易辨别。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时收录了李材11 首诗,其中就有赵孟頫所引的《海子上即事》。[5]顾氏为李材所撰写的小传应是据赵文而来,这一点无可怀疑。赵孟頫讲李材“早亡”,而赵本人卒于至治二年(1322 ),以此来看,李材去逝的时间应当比至治二年早很多。杨镰先生称其生卒年不详,并指出其诗为《元文类》所收,亦见于《元音》,谓其诗作虽传世不多,但“篇篇可读”。[6]《中国文学大辞典》列李材生卒年为“约1297 -1335 年”,[7]如此一来,则李材比赵孟頫的卒年还晚13 年,这显然是不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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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酲语》所记人事来看,其中提到了元中后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燕帖木儿、倒剌沙,甚至还有顺帝时期的范谷英,因此,笔者认为,赵孟頫所记的极具赋诗才华的李材,并非撰写《解酲语》的作者金华道教。也就是讲,《解酲语》的作者是另一位同名的李材。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另收有一位名为“李才”者金华道教。[8]元人胡祗遹曾为他的堂舍写过“记”。不过此处胡氏并没有提及其名,只云其字“振文”。但是胡氏还曾为其父撰写过墓志铭,据此可知李振文名“才”。[9]这位李才为安阳人,由户入军籍,在攻宋战争中为元朝出谋划策甚多,因而立功,由此从行中书省镇抚升为省掾,再任行中书省都事、抚州路总管府治中。不久又升为临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吉州路达鲁花赤,又升为福建路宣慰司同知。[10]成化《河南总志》中云其“仕至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卒后谥“通献”。[11]据《解酲语》所记事件的时间线来看,作者在至正年间(1341 -1368 )还在世。另外,据笔记内容来看,多处涉及朝政,尤其是对燕帖木儿奢华纵乐等细节的描写,显示出作者与官场的密切关系,因此,李材本人很可能是官员出身。这两点与这位“李才”颇有吻合之处。胡祗遹讲李才“壮年从军”,在至元五年(1268 )年攻打襄樊时出力尤多。古人所谓的壮年一般指三、四十岁。根据这一唯一的时间线索来看,李才活到至正间不是没有可能。其父母寿龄分别为八十和八十三岁。[12]在人均寿命偏低的古代这无疑是长寿。因此从遗传的角度看,李才长寿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李才长期为官,了解并熟悉官场大事、人物、掌故。因此,笔者认为,这位曾以汉人身份出任临江路、吉州路达鲁花赤的李才非常有可能就是《解酲语》一书的作者。从书中所记人物活动的年代看,《解酲语》的成书年代当在至正年间,很可能是李才致仕后撰写,或由其后人代笔而成。

关于《解酲语》版本,比较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讲郛》本、[13]《广百川学海》本、[14]《稗乘》本、[15]《丛书集成初编》本金华道教。[16]另据笔者所查,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尚有清康熙本的缩微胶片,编号为GJ/536 。此外,还有《中华野史》标点本。[17]

需要讲明的是,陶宗仪所编《讲郛》原本久佚,仅有明抄本流行金华道教。上海涵芬楼于1927 年印行的《讲郛》100 卷本为学界常用的版本。但是笔者在仔细检索目录时发现,在100 卷《讲郛》本中并未收《解酲语》。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讲郛》120 卷本中收录的版本。为何《解酲语》不见于陶宗仪所编《讲郛》?情况概有两种,一为陶宗仪在编《讲郛》时本就未收之;一为在原本久佚后,明人在抄录时遗漏。如此,各版本的时间先后顺序则为:《稗乘》本当为最早、《广百川学海》本次之,线装,每版20 竖行,每行18 字。清顺治三年(1646 )年所刊《讲郛》本最晚。就其内容来看,《讲郛》本与《广百川学海》本相同,而与《稗乘》本有相异之处。《丛书集成初编》本乃据《稗乘》本影印。南图所藏笔者目前尚无法得见,对其所承难以做出判断。《中华野史》本整理者云以《稗乘》本为底本,但实际内容与《稗乘》本并不一致。

二、标点与校注

据笔者所见,目前标点的成果只有《中华野史》所收的《解酲语》,由李珍整理,但错误较多,尤以“马八儿”条为最金华道教。为更好地利用《解酲语》,笔者以《讲郛》本为底本,参其他各版本,对此重新进行标点,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校对。

泰定间中夜,忽召集贤学士[18]邓文原,仓卒不备手诏,就以帝所佩玉从容召之,至晓着二朱衣送出,人以为荣金华道教

京朝官获美除者,寮友设酒于披云楼以为贺,因名“披云宴”金华道教。六部得堂署,则争相馈遗,谓之“烘堂”。南台权重,百寮正堂限号,斧口限人,不得轻越。

平章李孟,汉中人,始家居,不欲事仕金华道教。因事至京师,右丞杨吉荐留辅导仁宗,仁宗敬重之,尝与之对奕便殿,赐食雪肤饼、彻骨员,又冬月赐宴暖阁。

国初序朝,执政大臣谓之“擎天班”;玉堂清署谓之“焕璧班”;言官法司谓之“剑锷班”;外戚谓之“椒兰班”;亲王谓之“琼枝班”;功臣将帅谓之“豹首班”;其余朝臣谓之“随班”金华道教

长春殿燕[19]群臣,供事内臣进馔,有咳病,帝恶其不洁,命为迭金罗半面围之,许露两眼,下垂至胸金华道教。自是进馔者以为此例。

宫中临幸,以黄金妆肩舆,使宫人衣贴绣铺翠襦扛之金华道教

至元间,马八儿国入贡金华道教。国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国求奇宝,得吉贝衣十袭。吉贝,树名,其华[20]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织为班[21]布。宝花冠十项,[22]以金作花,七宝装缨络为饰。虾啰百颗,形似珠而成龙纹,大者过于弹丸。国有虾濑,隐沙中,常抱珠戏于濑上,土人俟其去,取之。绣丝绞百叚。[23]金颜香千团,香乃树脂,白者为佳。五香七宝床一只床可坐不可睡者。鸳耨瓢十枚,以之贮食,经月不败。庵萝树数十枝,花叶似枣,实似李,味佳。大珊瑚百株,麟睛石百枚。又有血竭、褊桃、浮金瓶等物。

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24]西僧杨琏真加又请,乃如所请,发陵取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金华道教。时会稽有六陵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发掘搜取诸宝器殆尽。徽宗陵获走花鸟玉笔箱,又[25]同凉泼绣管外国所进。高宗陵真珠戏马[26]鞍岭南刘鋹所结以献于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齿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宝合成伏虎之状、穿云琴金猫睛为徽,龙肝石为轸、绿玉盘唐杨妃物。度宗陵五色藤盘、影鱼黄琼扇柄。其余器物不可尽举,大抵陵中物无定式,惟视平生所玩何如也。

世祖猎于滦河,一鸟摩于青云之表金华道教。世祖以矰下之,形大于鹤,羽皆五彩成班。[27]有西夷人云:“此是卢隆鸟,宿于西海荻草中。”

成宗暮春,[28]命宫人扫落花,铺兰苕殿,施金帐,诸嫔衣碧銮朱绡半袖衫,头缠吉贝锦,臂系秋云紫条帕,着白㲲[29]袴,成群相逐,滚蕊翻花,斗腕飞蹄,戏狎弥日金华道教。帝曰:“上灿黄金,下设萼席,使美人为鞠弋流跄之戏。”

处州陈绎曾为国子助教,口吃金华道教。一日集诸生曰:“车生极极欲言诸生习业也。”中有数人不觉葫芦绝倒,问之,皆官生恩阴也。绎曾不能容,解官南还。

有臧侍郎者,素畏其妻金华道教。妻怒即行跪礼,俟其怒解,乃起。御史中丞祝公有张京北之风,尝为妻合脂与粉,调以涂之,号“桃花面”。京中好事者争相效焉。当时语云:侍郎膝,夫人屈夫人作细君;夫人面,中丞炼。

抚州吴澄名重至治、泰定间,贵族巨贾,莫不愿得一文以为子孙传宝金华道教。凡求文,先修执礼,后复以金帛致谢,谓之“采珍”。[30]在翰林数年,几于巨万。张平章曰:“吴学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货,求文章者日以千数,孰谓文章不可以荣身发家哉!”

天历中,一人着紫花草裈,束班[31]竹枝冠,蝉翼巾游市金华道教。或时至寺中听讲连日,或吟饮酒肆三宿而去。市上儿至,呼以痴汉,亦不为意。京中大姓异之,相舆承接,弥月忘归。人叩其姓名,但云“浮生子”。平时诗句近于鄙俚,人所难处,反露警拔,盖文而隐者也。凡数年,忽遁去。

燕帖木儿奢侈无度,尝屠百羊以会寮吏金华道教。又于第中起水晶亭,亭四壁皆水晶,镂空贮水,养五色鱼其中,剪彩为白苹、红蓼等花置水上。壁内置琥珀栏杆,箱[32]以八宝奇石,红白掩映,光彩玲珑,前代无有也。洞房设楼床广褥,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籍而睡,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之娇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也。

尚书范谷英赐食帝前,食韭芽面,旨之一箸而止金华道教。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岂敢!但天厨珍味,臣已领恩矣!山妻久厌糟粕,将以遗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见之物也。”帝令尽量服之服作食,复赐一贴以归。

倒剌沙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以藏所得金帛珍[33]异金华道教。时人讥之曰:“庸才”。计穷作极披靡于势门靡作倚,金玉运穷,朝宗于宝海。

唐驸马宠于太后,所赐厨料甚盛,乃开回仙厨以市,厨极馨香,使仙人闻之,亦当驻也回作驻金华道教

柳贯至正间待制翰林,与虞集、揭溪斯、黄溍齐名,号“儒林四杰”金华道教

黄溍为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万顷,凡朝廷大诏令,皆出其手,京师呼为“玺口学士”金华道教

许谦孙从宗言:上方珍[34]异库有虎头砚、鱼肌笺、[35]猿臂笛、金丝簟、鸣玉系腰等,以尝提点库,故知之悉云金华道教

词客马文友别墅在彰义门内,有春香亭金华道教。每百花开时,置酒亭下,会都之文人吟士,赏花赋诗,谓之“锦绣会”。预是会者,各轮一席。又有饮山亭,夏日避暑于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并聚诗人作会,如春香亭故事,因号其墅曰“长乐园”。

进士俞一阳尝往来高梁河间,近凝翠楼,有大姓丁氏女秀颖金华道教。一阳注目久之,女亦顾盼不已,阳心悦之。自是常游焉。然彼此隔绝,终无以致其情也。及除官,将归,阳常怏怏,如有所失。闻此女知书,乃为菩萨蛮一词,置于胡桃中,用胶涂合。其词云:“秦楼仙女新标格,娇姿牵动琼楼客,缘意乍能禁,寻鱼欲寄音。三红凭一纸,百年期一夕。求鸾控紫缰,待月下西厢。”复袖之,以致其处,凡四往,女适与一女童游园中,一阳从垣外窥之,掷胡桃于身上,女会其意,碎胡桃观之,亦书一纸以答云:“帏深锁灵芝格,知情已有青云客。风来花不禁,远闻金玉音。殷勤谢去纸,月圆在今夕,独步不须缰,一心下西厢。”一阳得之,不胜欣悦。夜与亲仆数人往伺之,女果与女童包袱而出。一阳遂携之以归。任满给由至京,女求归一见父母。一阳选达以书,然后与女中归。其父母遂认之为婿,欢若平生焉。[36]

国初,起圆殿于西宫中,以居西僧金华道教。僧官皆着茜帽。

闲闲真人尝于帝前称天台多仙果金华道教。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因取金盒盖覆之,少顷,有水晶李十枚、鹤珠枣三十枚、甘竹实四枚。

吴元[37]节至元中至京师,从张留孙见世祖、成宗金华道教。召见赠玄德真人。临终作诗有一联云:睨视乾坤轻世界,辟开山岳上天门。举棺如无人,乃是尸解也。

商人获[38]利者曰“遂心”;不得利者曰“犯耗”金华道教。买酒脯禳之至[39]极贱。行商呼为“货脚”。行商亦谓“坐贾[40]”,曰“匏汉”。盖相讥也。[41]

有军人早出,月色朗然,见一独足者,桥栏上卧金华道教。军人少壮无畏惧,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当有相酬。”军人曰:“得何物?”曰:“有银盏一。”问居处,云:“少间送来。”军人又贪进,遂舍之。其妻见一年少扣门,云:“贤夫令将醆[42]归。”授其妻而去。至晚,军人回,将醆示之。夫乃讲今日之事。妻曰:“神灵物,不可驻之。”令将货之,易酒肉祭之。夫从其言。祭毕,言:“适看其醆,有似家内样,莫不偷我者将来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43]

吴殷文圭举进士,途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一人,绿眉,拳入口,神仙状也金华道教。如学道,当冲举,不尔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实入口,乾宁中擢第。

三、内容与价值

《稗乘》为记录民间轶闻琐事的私人著述金华道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不著编辑者姓氏,孙幼安得其本于万历戊午(1618 )校正刊行,分为四类,即史略、训诂、讲家与二氏类,共采编42 种,但多删削,不载全文。《解酲语》被收在“讲家类”;而《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则将其入“琐谈类”;[44]《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列征用文献中将其归入“笔记类”。[45]

上述各版本均显示《解酲语》只有一卷,全文不足三千字,主要是关于元朝宫廷、帝事、官场、人物、僧道、外国,及民间逸事方面的记述金华道教。撰写并无一定的体例或程序,内容与时间皆无明确顺序,随意性较大,这在用字方面也有体现,即使用俗字、异体字的现象比较突出,未知这一点是否为抄写过程中发生的现象。也正因此之故,有人认为其“漫无次序”。[46]尽管如此,《解酲语》以不足三千字的篇幅记录了从元世祖到元顺帝终元一朝的相关信息,其中往往涉及到元朝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燕帖木儿、倒剌沙,另如关于马八儿国的记载等,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元朝史事逸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补充,足可补充正史之阙,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下面笔者对其具体内容进行逐一考证与研究。

据笔者粗略统计,《解酲语》共记载了近二十位代重要人物,其中确指的皇帝有5 位,权臣2 位,文人学士8 位,僧道4 位,其他人若干金华道教。确指的皇帝即世祖、成宗、仁宗、泰定帝、顺帝,可见其书时间跨度是与元朝相始终的。

两位权臣分别为倒剌沙与燕帖木儿金华道教。前者在泰定帝时任左丞相。史籍中关于其人记载非常少见,《元史》无传,给钩沉其人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而《解酲语》可以讲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从李材的记载来看,倒剌沙为相期间有诸多不端行为,如“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并且拥有极其雄厚的家产,号称“金窖宝海”,所得珍藏异宝均藏其中。可能正因此故,当时人对倒剌沙的评价极低,嘲讽其为“庸才”。这些记述具体详实,为我们研究倒剌沙提供了新的史料来源。[47]

燕帖木儿因在天历之变中拥立图帖睦尔而权倾一时,子孙遍及朝野,无人能出其右金华道教。燕氏的权势使之日益奢靡,关于这一点,元代史料有较多反映。[48]《解酲语》的记载更是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其中有三件事突出反映了燕氏的奢华骄纵,一为宴请寮吏,宰羊百头;一为在私第中建水晶亭,亭壁四面皆以水晶造,贮水养五色鱼,饰以白苹、红蓼等水生植物,水晶亭壁内以琥珀作栏杆,并镶嵌“八宝奇石”,华丽程度“前代无有”;一为在洞房内设“楼床广褥”,选取貌美丰满的女子供其随意玩乐,美其名曰“香肌席”。可见其奢侈之态,不是帝王,胜似帝王,生动而又真实地反映出燕帖木儿在文宗一朝的权力状态。笔者曾在探讨燕帖木儿生平的论文中引用过这段记载,[49]但这一段史料基本上还处于被忽略的状态。[50]

《解酲语》提到的文人学士有邓文原、李孟、杨吉、陈绎曾、臧侍郎、御史中丞祝公、吴澄、张平章、范谷英、柳贯、虞集、揭溪斯、黄溍、许谦、许从宗等金华道教。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且在《元史》中有传,如邓文原、李孟、吴澄、柳贯、虞集、揭溪斯、黄溍等。

《解酲语》开篇就提到邓文原,云其于泰定年间某天半夜被皇帝召至宫中,因事出仓促,未及备诏书,所以泰定帝就以自己所佩带的玉召之,天亮时由两位着朱衣者送出宫,时人目为尊荣金华道教。邓文原字善之,原为绵人,后在其父这一代迁至杭州。至治二年(1322 )召为集贤直学士,泰定元年(1324 )又兼经筵官,[51]著有《巴西集》。《解酲语》没有讲他被泰定帝夜召入宫的具体时间,但从其时任集贤学士一职来看,当是在泰定二年,因为次年他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52]他在宫中待到天亮才离开,反映出泰定帝对他的信任与重视。

接着提到李孟金华道教。云其本无意仕进,因私事至大都,被时任右丞的杨吉推荐给仁宗,因此成为仁宗的老师,而仁宗对李孟也是优待有加,常常对弈,仁宗还不时赐食给李孟,有“雪肤饼”、“彻骨员”,应当都是皇室才能消受的稀罕食品。在寒冷的冬天,还在暖阁中赐宴招待其师,可谓优渥至极。这条史料一方面反映出仁宗李孟之间融洽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从仁宗对待李孟的态度也可讲明仁宗自身较高的汉学修养,以及他提倡儒学,最终恢复中断多年的科举考试的深层原因。关于李孟在仁宗朝时政治走向的作用可参见陈得芝先生的研究。[53]《解酲语》中的这段记载为我们了解李孟在仁宗时期政治走向发生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李孟籍贯的记载,《元史》谓其为潞州上党人,其父李唐徙居汉中;[54]《解酲语》则直接记为汉中人金华道教。黄溍在为李孟撰写的行状中讲其父“乐汉中风土之胜,因家焉。”[55]可见,《解酲语》的记载更为明白准确。另外还有李孟出仕的意图,《解酲语》云其无意仕进,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步入仕途;而《行状》则谓其幡然醒悟,然后赴大都谋取仕途。按照一般撰写行状的程序,以赞美颂扬为主,以此突显状主的不一样凡响,因此,二者相较,笔记杂记的记载可信度则相对高一些。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举荐李孟之人金华道教。相关史料存在相异之处,《解酲语》中作“杨吉”,时任右丞,而《行状》中作“杨吉丁”,职为“中书右丞”;《元史》与《行状》同。[56]陈得芝先生指出,汪辉祖疑杨吉丁为成宗时的中书右丞杨炎龙,而杨炎龙在大德三年进右丞之前的事迹不详。[57]但陈先生在研究李孟时并没有使用这条史料。《解酲语》之所以将杨吉丁名字中的“丁”字遗漏,很可能是在抄写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目前所有版本均作“杨吉”,据《行状》与《元史》的记载可补正为“杨吉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无此人任何线索。

《解酲语》还记载了关于名儒吴澄的逸事金华道教。称其名重于至治、泰定间,达人巨商都想求得吴澄所写文字,以其为宝传之子孙。而且每次求文之前要先举行“执礼”,再以“金帛”致谢,谓之“采珍”。因此,吴澄凭借为贵族巨贾撰写文字,所获极丰,“几于巨万”。以至当时的张平章不无妒忌地讲:“吴学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货,求文章者日以千数,孰谓文章不可以荣身发家哉!”吴澄在自己的文集中也常常提到有人以求他撰写墓志铭为第一事。[58]由此也可映证《解酲语》所记之准确。而且,我们还据此了解到,吴澄为人撰写文字收入是极其可观的,侧面讲明他在当时的地位与名声。这里的“张平章”只有姓,无名。笔者通过相关史料查证,此“张平章”即张弘范之子张珪(1264 -1327 ),字公瑞,[59]自小习武,箭术高超,年十六“摄管军万户”。他担任中书平章政事一职是在延祐二年(1315 ),其间有所沉浮,至治二年(1322 )复拜中书平章政事。[60]吴澄于至治元年(1321 )被“超迁翰林学士”。泰定元年(1324 )元廷首开经筵,吴澄与张珪、邓文原被命为首批讲官。可见,张珪与吴澄共事过,所以他对吴澄为达官贵人撰写文章是相当了解的。

《解酲语》还提到了元中后期著名儒臣,即柳贯、虞集、揭溪斯和黄溍,并云此四人在当时号称“儒林四杰”,黄溍更是名气大,“凡朝廷大诏令,皆出其手”,因此被大都人称为“玺口学士”金华道教。这些在其他史料中都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并非不实之词,再次讲明《解酲语》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比起上述赫赫有名之士,范谷英则相对普通金华道教。元代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极少,仅知其为上蔡人,至正年(1341 -1368 )为河中知府,官至户部尚书、集贤学士,其事迹主要见于明代方志。[61]《解酲语》记载了有关范谷英的一件趣事。从其官职“尚书”来看,这件事当发生在顺帝时期。顺帝所赐食物为“韭芽面”。

按,成书于14 世纪30 年代的宫廷养生食膳著作《饮善正要》中记载了几种面食,计有春盘面、皂羹面、山药面、挂面、经带面、羊皮面,[62]但无“韭芽面”;《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中亦无金华道教。那么,韭芽面是什么面?韭芽是什么?笔者以为,韭芽或即韭黄。王祯《农书》中即有记载:“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嫩黄,谓之‘韭黄’,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又有就旧畦内,冬月以马粪覆阳处,随畦以薥黍篱障之,用遮北风。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互相邀请,以为嘉味。”[63]可见食用韭芽在当时城市中是很流行的。但从“比常韭易利数倍”来看,韭黄的价格不菲,非一般人所能享用。元代养生家贾铭所记更为细致:“冬天未出土者名韭黄,窖中培出者名黄芽。”[64]结合这两条史料,《解酲语》中所谓“韭芽”当为刚出芽的韭黄无疑。文中云范谷英吃一口即止,顺帝问是否不合口味,范答圣恩已领,只是自己的妻子已厌倦平常吃食,所以想留下来带回去给妻子品尝,使之也开眼见识宫廷中一般人所见不到的珍味。范谷英出宫时,顺帝又赐他一份,使其妻得以品食宫中之佳肴。范谷英之所以觉得“韭芽面”非同寻常,乃因这种面食为厨师运用宫廷做法,可能也和春盘面等面食的做法差不多,以韭芽为主,辅以羊肉等其他食材、香料制成。这件轶闻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官僚的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而“韭芽面”也补充了《饮膳正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关于面食的内容。此外,范谷英所言其妻“久厌糟粕”似反映出元末官僚家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所食之物为“糟粕”。当然“糟粕”并非真就是“糟粕”,但质量不精则是可以肯定的。

《解酲语》所记人物中还有一位名士,即处州人陈绎曾,云其为国子助教,有生理缺陷,即口吃,并举有一例金华道教。在国子监任职时,发现诸生皆为官阴而来,他不能容忍这一现象,遂解官南归。除此之外没有提及其他方面。笔者根据其他史料进行补充。《元史·儒学传》中收录了陈绎曾,谓其为当时“名士”,字伯敷,虽口吃,但“精敏异常,诸经注疏,多能成诵。文辞汪洋浩博,其气烨如也。”[65]许有壬也对其才华夸赞有加。[66]《元诗纪事》收录其诗两句:“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双当蒲轮。”下引杨瑀《山居新话》解释这两句诗的背景。意谓陈绎曾于延祐间到大都,每每见诸生竞相奔驰,以求闻达,遂吟此句。[67]可见,陈绎曾不仅学识好,人品也佳。他不能接受国子监生“恩阴”而弃官南还,这也反映出元中后期制度方面的弊病日益严重。

在黄溍之后,《解酲语》提到一个叫许从宗的人,称其为“许谦孙”,并谓其曾提点“珍异库”,故知各种宝物之名,如虎头砚、鱼肌笺、猿臂笛、金丝簟、鸣玉系腰等金华道教。笔者经过查找史料,发现这个叫许从宗的人,乃元代大儒许衡之孙:“帝嘉许衡辅世祖以不杀一天下,特录其孙从宗为章佩监异珍库提点。”[68]这一记载恰与《解酲语》所言一致,故这位从宗的确是许衡之孙,而非许谦之孙。元代确有许谦其人,为著名儒士。[69]章佩监设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 ),下设御带库与异珍库。异珍库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设立,秩从五品,主要负责御用珍宝、后妃公主首饰宝贝。[70]不过从《元史》的记载来看,许从宗所提点的机构名“异珍库”,非“珍异库”,他所言宝物的具体名称使我们据此得以了解异珍库所藏宝物。至正二十年(1360 )时,许从宗曾以礼部尚书的官衔与张翥等人就科举所取人数的问题向顺帝上奏,被朝廷所接纳。[71]此时,各地叛乱频发,可能也就是出于招揽人心,稳定乱局的考虑,才有许从宗等人的这次上奏。

除上述人物外,《解酲语》分别还记述了三个人的逸事,但都只言姓,不具名,即臧侍郎、祝公与唐驸马金华道教。笔者未能找到关于前二者的任何记载,只能付之阙如。但这两则轶闻一方面反映出元代官僚家庭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祝公为其妻调胭脂涂面而被大都人效仿,则反映出大都的社会风尚以及大都人的时尚观。至于唐驸马,《元史·诸公主表》中没有相关信息,但是根据元代迎娶皇后与选取驸马的贯例,一般皆出自弘吉剌部,或者是色目权贵之家。笔者以为其人或为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以燕氏之权势,且唐其势本人出担任过中书右丞相,故尚公主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他受到太后宠爱,赐其大量厨料,以至于可以在市面上开铺市之,其味之香引得仙人也为之驻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朝赏赐之风的盛行,以及所赐物量之大,竟然达到可以开店出售的地步。

《解酲语》还有数处涉及到释、道二教人事金华道教。一般认为,挖掘宋帝陵室的是杨琏真加,[72]但是《解酲语》中却提到除杨氏外,另有其人,此即僧嗣占、妙高。这二人尤需注意。李材明确讲是他们首先提议掘陵,之后才有杨琏真加请奏,遂有掘宋室皇陵之举。

元初掘宋陵之事不乏史料记载金华道教。南宋遗民周密的记载当为最早,曰:“乙酉,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衣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初,天衣乃魏惠宪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凯、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及凶党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73]周密这里很明确地讲发陵这件事起于天衣寺的僧人福闻,促成者则为演福寺的“剡僧”允泽。明代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西湖之飞来峰有石人三,元之总浮屠杨珈真珈、闽僧闻、剡僧泽像也。”[74]陈高华先生业已指出,这两位“闽僧闻”、“剡僧泽”是江南僧人,正是他们出主意使杨琏真加掘陵的。[75]对于发陵之事,《解醒语》是这样表述的:“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西僧杨琏真加又请,乃如所请”。非常引人注意的是,李材并未言嗣占、妙高为西僧,而在杨氏名前冠以“西僧”的称呼,这显然表明前二者非西僧。元末陶宗仪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此事,其文当来自周密,只不过文字在抄写过程中发生次序混乱,但也可判断出为福闻与剡僧泽。[76]结合周密、陶宗仪的记载与李材的表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掘陵之事的确起于两位汉僧,故可判断《解酲语》中嗣占与妙高确为两个僧人的名字。这一点从宋濂的记述中可得到确认:“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辇真加与丞相桑哥相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二僧言,发诸陵宝器。”[77]这里,宋濂明言“如二僧言”,则嗣古、妙高为二人无可怀疑。只不过《解酲语》中的“嗣占”在明人记述中变成了“嗣古”。嗣占已无从可考,笔者认为他可能就是“剡僧允泽”;而妙高则是元代禅僧,字云峰,福建长溪人,杭州径山寺住持,卒于至元三十年(1293 )。[78]记载妙高的元代佛教典籍中没有提及发陵之事。那么,为何周密与李材所载起掘陵之意的汉僧名氏不一致?温海清认为福闻可能为妙高之徒弟。[79]如果这种可能性成立的话,则可以解释为何李材会讲妙高上言毁陵。笔者以为,“嗣占”或即“剡僧允泽”之另一名号。

事情的发展至此远未结束金华道教。元末明初之际出现了“西僧嗣古妙高”的讲法:“先是,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80]《明史》中的这段记载来自于危素对朱元璋的讲述。“西僧嗣古妙高”遂为明人所接受并承认:“元主忽必烈用西僧嗣古妙高及杨琏真加之言,尽发宋诸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81]由此可见,所谓的“西僧嗣古妙高”无疑就是《解酲语》中的“嗣占”、“妙高”两位江南僧人,明人却将其杂糅在一起,将“占”改为“古”,从而“创造”出一个“西僧嗣古妙高”。这背后的确是有深意的,反映出元明鼎革之际国家民族观念的急遽变化,正是在这种剧变之下,汉人不肯承认发掘宋陵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由汉僧首倡,他们通过创造一个“西僧嗣古妙高”而巧妙地将其责任与罪恶甩给西僧。为何在周密的记载中多次提到汉僧在这件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呢?笔者认为这也与当时的改朝换代有关。周密作为南宋遗老,哀叹南宋的灭亡,同时他十分痛恨那些在南宋灭亡过程中落井下石、不保气节的汉人,故他在著书行文中对他们不作回护,反而揭露他们的种种不端。正因如此,他与明人的书写大相径庭。而《解酲语》中的这段珍贵记载,无疑是我们理解这两种不一样书写的关键所在。

在叙述完发陵事件的起因后,文中详细记载了掘陵情况,如元人用宋代诸帝的遗骨在杭州建成佛塔,并截理宗头顶骨为酒器;还非常详细地分别记载了从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陵所掘得的稀世宝器,其中有些宝物还注明来自何处金华道教。李材最后提到宋代皇陵的陪葬物并没有一定的程序,只是看各位皇帝生前所好宝物而已。这些记载可与周密所述相映证,并为我们了解宋室皇陵陪葬物提供了具体而又生动的信息。

此外文中还讲,在元朝建立之初,曾在西宫中建造圆殿,是专门供西僧居住的场所,且僧官皆戴“茜帽”,即红色僧帽金华道教。这是元代汉文史料中关于吐蕃佛教极其难能可贵的记载。

道教方面则有吴全节,[82]云其于至元年间跟随张留孙至大都,得到世祖与成宗的召见,被赠“玄德真人”,另录其临终所作诗一联金华道教。张留孙,吴全节《元史》皆有传。据此可知,吴全节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 )到大都觐见世祖,大德十一年(1307 )被成宗授为“玄教嗣师”,至治二年(1322 )年授为“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83]可见,《解酲语》的记载也是十分准确的。关于道教,书中还有一件道人显迹的故事,主人公为“闲闲真人”。吴全节号闲闲,此处的闲闲真人指其当无可怀疑。故事云真人曾对皇帝讲天台多仙果,帝问“可致乎”?曰“可”,遂以金盒盖覆之,不一会儿就得到十枚水晶李、三十枚鹤珠枣和四枚甘竹实。从这则逸事来看,吴全节的行为当是一种“幻术”,因其特殊的身份,故有可能被当作“神迹”而记录下来。

除以上所述人物之外,《解酲语》中还有一段关于马八儿国的记载金华道教。马八儿位于今南印度东海岸一带,为阿拉伯语Ma’bar 之元代汉语音译。[84]史称其国在海外诸国中为最大,从泉州至其国海程约十万里,航行时间为十五日。[85]在杨庭璧数次出使俱蓝与马八儿之后,其国与元朝关系日益密切,双方互派使者比较频繁。《元史》记载了至元二十年(1283 )、二十三年(1286 )马八儿国遣使来朝,但无至元二十二年(1285 )元朝派遣使者出使马八儿国一事。而我们恰可通过《解酲语》的记载了解这一点:“至元间,马八儿国入贡。国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国求奇宝。”据此可知,这次元朝派遣使者出使其国的主要目的是求取宝货,计有吉贝衣十袭、宝花冠十顶、虾啰百颗、绣丝绞百段、金颜香千团、五香七宝床一、鸳耨瓢十枚、庵萝树数十枝、大珊瑚百株、麟精石百枚、血竭、褊桃、浮金瓶等。下面笔者对这些宝物进行初步考释。

李材明确记载曰:“吉贝,树名,其华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金华道教。”可见,吉贝衣是用吉贝树的丝絮纺织而成的,并且还可以染成五色。我国历代史籍对此记载颇多,以《诸蕃志》所载最详:“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毛,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坚厚者谓之兜罗绵,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86]《解酲语》与此所记相差无几,只是详略不一样而已。王祯指出吉贝即木绵,本产于南蕃诸国,后传入中国,元朝统一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王祯还特别详细记载了吉贝布的种种好处:“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续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则北方多寒……此最省便。”[87]吉贝丝絮制成的衣服因其种种优点而成为元朝宫廷所赏识的“宝物”。杨博文先生指出,吉贝即木绵,只不过前者是外来词,后者是汉语词汇。[88]

宝花冠为冠饰,上有用金制成的花片,并饰以七宝缨络,可能是宫廷中女性所用之物金华道教。五香七宝床,下有小字注云“床可坐不可睡者”,可见这应是一种坐具,非卧具。

虾啰具体何指,并不是特别清楚金华道教。但从文中所述来看,应是一种珍珠,李材谓其“形似珠而成龙纹”,大的几乎与弹珠差不多。文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马八儿人采取这种珍珠的方法:“国有虾濑,隐于沙中,常抱珠戏于濑上,土人俟其去,取之。”类似于河蚌产珠,只不过因其个大,而且具有独特的“龙纹”而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青睐。

金颜香,一种香料金华道教。文中记载较简单,仅云“香乃树脂,白者为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据而得知,金颜香乃是由树脂制成,且白色者最为上乘。实际上,这种香料在宋代已为宫廷贵族所用。宋人的记载非常详实:“金颜香正出真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其香乃木之脂,有淡黄色者,有黑色者,拗开雪白为佳,有砂石为下。其气劲,工于聚众香,今之为龙涎软香佩带者,多用之。番人亦以和香而涂其身。”[89]杨博文指出,金颜或由马来语或泰语而来。从宋人所记来看,正品金颜香出自真腊,而阿拉伯地区所产者次之,宋代中国所用的金颜香皆是由三佛齐转贩阿拉伯所产者。而且宋人已知这种香以白色为佳。至元间所求得的金颜香或亦是产自阿拉伯地区。由此可见,《解醒语》虽对这种香料只有寥寥数字,但准确度却极高。

鸳耨瓢,从其名来看,应是外来语的元代汉语音译,具体所指尚不清楚,但从文中所述来看,这种东西有保鲜的作用:“以之贮食,经月不败”金华道教。在没有保鲜设备的古代,鸳耨瓢可使食物保存一个月,自然会被视为宝物。

庵萝树,树木名,我国古代史料中多写作“庵罗”金华道教。叶静渊先生指出,该词来自于梵文āmra 之音译,并结合佛书与本草记载,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甄别,认为所谓“庵罗”即指芒果。[90]其论中肯,笔者认同这一结论。“庵果”这种名称在东晋已由佛教僧人输入中国,但是这种果树在中国是何时开始栽培的呢?《隋书·真腊传》云:“庵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91]此处明确记载的是真腊国的庵罗树。叶先生云最早关于芒果记载的是嘉靖十三年《广州通志》。如果讲《隋书》中记载的是真腊国的庵罗树,那么据《解酲语》的记载,我们可以讲,至少在元代,芒果树已被从马八儿国引入中国了。至元二十二年元朝遣使其国,带回的宝物中有“庵萝树”即芒果树数十枝。李材还对这种树及其果实有生动描述:“花叶似枣,实似李,味佳。”可见在《隋书》关于芒果树花、叶、果实描写的基础上,元人又增加了味觉方面的记载,对于这种外来树种与水果有了较前代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于我们重新认识芒果引入中国并栽培的历史无疑是相当珍贵的记载。

除此之外,尚有大珊瑚百珠,麟睛石百枚、血竭、浮金瓶等物金华道教。《诸蕃志》中有“珊瑚树”,颇为详细,杨博文先生有考释,可供参考。[92]至于麟睛石,章鸿钊先生也注意到了《解酲语》中提到的这种宝石:“此疑与今阿洲虎睛为近。其不言猫睛而言麟睛者,或以阿洲多麒麟故然欤。”[93]章先生所云虽为推测之语,但大体不差。据此,麟睛石亦是一种珍贵的宝石。《诸蕃志》亦有关于“血碣”的记载:“血碣亦出大食国。其树略与没药同,但叶差大耳,采取亦如之。有莹如镜面者,乃树老脂自流溢,不犯斧凿,此为上品。其夹插柴屑者,乃降真香之脂,俗号假血碣。”[94]杨博文先生指出“血碣”乃“血竭”之伪。所谓“假血竭”者乃指产于苏门答腊岛、马古鲁群岛的种类,品质较次。[95]据《诸蕃志》所载来看,血竭亦是一种香料。不过,如依杨先生所言,元朝此次求宝所得的“血竭”如出自马八儿国的话,其质量当稍有逊色,但仍不失为宝物。

褊桃不知为何物金华道教。[96]《饮善正要》在记述来自回回地面的物产时提到一种“八担仁”,尚衍斌教授考证“八担仁”即巴旦(杏),即波斯语badam ,扁桃。但从《解酲语》上下文语境来看,“褊桃”似与巴旦杏无涉。浮金瓶当为鎏金工艺品。

至元二十二年这次赴马八儿国求取宝物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计有一张五香七宝床,吉贝衣、宝花冠、鸳耨瓢、庵萝树以十为单位外,其他都是成百上千金华道教。元廷常派斡脱商人为其代理海外贸易,这次求取宝物可能也是一次商业行为,即出使时带着产自中国的货物,出手后再购买当地宝货,贩运回国,或为宫廷所收藏,或进行出售。总之,《解酲语》这段关于马八儿国及其物产的记载,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元代两国之间的往来大有裨益,而且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元朝的海外贸易状况,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除上述内容外,《解酲语》中还有几处关于元代皇帝的记载金华道教。一为世祖在滦河游猎,开弓射鸟,其形大于鹤,羽毛五彩斑斓。随从的“西夷人”告诉世祖是栖息于西海荻草中的卢隆鸟。此鸟具体指什么,尚不清楚,但既是西夷人所讲,或许“卢隆”也是外来词汇的音译。一为成宗与后妃宫中嬉戏,诸嫔装扮极尽奢华之能事,成宗讲:“上灿黄金,下设萼席,使美人为鞠弋流跄之戏。”一直以来,成宗是以世祖守成者的面貌示人的,这段史料反映出其奢侈纵乐的一面,使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位“守成者”。还有一处比较有趣的记载:“长春殿燕群臣,供事内臣进馔,有咳病,帝恶其不洁,命为迭金罗半面围之,许露两眼,下垂至胸。自是进馔者以为此例。”因无明确时间线索,无法判定这是元朝哪位皇帝,但却为我们研究元代宫廷卫生情况及相关制度留下了很重要的记载。

书中有两处记载的是当时官场逸闻,即京朝官如得高升,寮友则在披云楼设宴进行祝贺,因之谓其为“披云宴”;“六部得堂署,则争相馈遗,谓之‘烘堂’”;而江南行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地方的重要机构,权高位重,任命官员也相当严格,“不得轻越”金华道教。另如将执政大臣称为“擎天班”、玉堂清署称之“焕璧班”、法司部门谓之“剑锷班”、外戚为“椒兰班”、亲王为“琼枝班”、功臣将帅为“豹首班”、其余朝臣谓之“随班”。这些别称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元代官僚机构的性质与作用,是我们了解元代官场的一个窗口。

此外,书中还有几则民间记事,如大都词客马文友,建别墅于彰义门内,别墅内建有“春香亭”、“饮山亭”、“婆娑亭”等,分别在春、夏季节会友赋诗、避暑、赏月,称为“长乐园”金华道教。每年春天百花盛开之时,马文友就邀请大都诗人墨客在“春香亭”赏花作诗,名曰“锦绣会”,而且每位参会者都要轮流举办。这是关于元代大都文人生活、交往方式的珍贵记载。此外,文中还有一处关于流行于商人中的“行话”,如得利称“遂心”,不得利云“犯耗”等。

最后要讲的是,《稗乘》本中还记述了一个名叫俞一阳的进士与一位大户人家丁氏女儿秀颖的爱情故事金华道教。这一段内容在《讲郛》本与《广百川学海》本中皆无,而后两者中均有两处记载是前者所没有的。这一点颇为蹊跷。从文风上来看,俞一阳故事与《解酲语》整体风格十分相似,《讲郛》本与《广百川学海》本所载军人与吴殷之事,尤其是前者,颇为诡异;而吴殷中进士之事云在乾宁间。乾宁为唐昭宗李晔的年号(894 -898 ),与全书内容脱节过甚,必为乱入者无疑。军人一处,笔者亦颇为生疑,或亦非李材所述。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对元代笔记《解酲语》的作者、版本做了初步考证与梳理,并进行标点与校注,纠正了已有标点本的错误金华道教。在此基础上逐一深入研究了全文内容,并考释了相关人物与事件。从中发现,《解酲语》中的记载几乎在元代其他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映证,足以证实作者李材所记内容的可信度极高,反映出元代宫廷、官场、政治、人物以及社会状况,其中尤以对权臣燕帖木、倒剌沙、马八儿国,吐蕃佛教以及庵萝树(芒果树)引入的记载最为珍贵,足以弥补正史及其他史料之不足;另外关于对发掘宋陵起于江南僧人嗣占、妙高的记述对于我们了解事个事件的起因都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记载,使我们得以据此甄别明人对此事的歪曲,有助于揭开历史真相,并且据此可以观察元初与明初汉人士大夫国家民族观念的变化。

总之,《解酲语》虽然篇幅短小,全文不足三千字,但其相关记载对重新审视元代相关史事与人物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证据,史料价值不言而喻金华道教。文中所记内容多为信史,反映出作者李材严谨的写作态度。当然全文在顺序方面无线索可循,因此有关几条元代皇帝的叙述就颇难确定是哪位皇帝。除此之外,《解酲语》不失为一本优秀的笔记杂记。

除却《解酲语》之外,元代还有一些类似的笔记杂记未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因此还没有被元史学界很好地利用金华道教。笔者通过对《解酲语》的探讨,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元代社会、政治、人物不无裨益。希望通过本文对《解酲语》的研究引起元史学界的重视,以便整理、研究此类文献,从而拓展元史研究的史料宝库。

注释:

[1]笔者多年前使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这部笔记的缩微胶片时写作《解醒语》,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晧教授指谬金华道教

[2]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年,第460 页金华道教

[3][ 清] 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中作“少年勿动伤春感”,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349 页金华道教

[4][ 元] 赵孟頫《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卷5 《七言律诗·海子上即事与李子构同赋》,康熙五十二年(1713 )城书室藏板金华道教

[5]《元诗选二集·丙集》,第349 页金华道教

[6]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四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2741 页金华道教

[7]钱仲联、傅璇琮、王运熙等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第774 页金华道教

[8]《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453 页金华道教

[9][ 元]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6 《李隐者墓碑》,《四库全书》本第1196 册,第279 页金华道教

[10]《紫山大全集》11 《效忠堂记》第212 页金华道教

[11][ 明] 胡谧等纂《河南总志》卷10 《彰德府·人物·元》,成化二十年(1484 )刊本,第56 页金华道教。感谢宋翔博士提供。

[12]《紫山大全集》卷16 《李隐者墓碑》,第279 页金华道教

[13]笔者所用版本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清顺治三年(1646 )年刊本,感谢张丽娜博士提供金华道教。另参《讲郛三种》,卷3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感谢杨晓春教授提供。

[14][ 明] 冯可宾编《广百川学海·丁集》,明刊本金华道教。笔者所用版本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感谢张丽娜博士提供。

[15]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 年影印万历四十六(1618 )黄昌龄校刊本第五册,感谢宋翔博士提供金华道教

[16]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影印金华道教

[17]车吉心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 年,感谢宋翔博士提供金华道教

[18]《稗乘》本作“直学士”金华道教。另,《元史》卷172 《邓文原传》谓其在至治二年(1322 )被召为“集贤直学士”,故以《稗乘》本为是。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4024 页。

[19]通“宴”金华道教

[20]即“花”金华道教

[21]通“斑”金华道教

[22]《广百川学海》本同;《稗乘》本作“顶”,《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23]“叚”此处作量词,当为“段”之误金华道教

[24]《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当作一人,第795 页金华道教。笔者认为嗣占、妙高为二位僧人之名,故点开,详见下。

[25]《广百川学海》本无“花鸟玉笔箱”、“又”等字,当为刻板损坏所致金华道教

[26]《广百川学海》本同;《稗乘》本作“龙”,《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27]通“斑”金华道教

[28]《稗乘》本“春”后有“时”字,《丛书集成初编》本同;《广百川学海》本无金华道教

[29]一种细棉布,又叫白(帛)㲲金华道教。《简明古汉语字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63 页。《新唐书》卷222 下《南蛮下·环王传附婆利》:“古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精曰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6299 页。疑“古”为“吉”之误。

[30]《稗乘》本作“珎”,《丛书集成初编》本同,即“珍”金华道教

[31]通“斑”金华道教

[32]当即“镶”金华道教

[33]《稗乘》本作“珎”,《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34]《稗乘》本作“珎”,《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35]《广百川学海》本同,均无小字注;《稗乘》本作“线”,小字作“笺”金华道教

[36]此节内容《讲郛》本与《广百川学海》本均无,而见于《稗乘》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野史》本整理者称以《稗乘》本为底本,但全文无此节内容金华道教。笔者将此补入,以宋体标出以示区别。

[37]各版本均作“元”,误,应为“全”,详见下金华道教

[38]《广百川学海》本同,《稗乘》本作“得”,《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39]《稗乘》本无“至”字,《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40]《广百川学海》本同;《稗乘》本作“卖”,《丛书集成初编》本同金华道教

[41]《稗乘》本到此处全文结束金华道教

[42]同“盏”金华道教

[43]此段及下段文字《稗乘》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均无,而只见于《讲郛》本与《广百川学海》本;《中华野史》本中亦有这段内容,更可证明其所据底本非《稗乘》本金华道教

[44]《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98 页金华道教

[45]《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19 页金华道教

[46]《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第795 页金华道教

[47]笔者曾在拙文《元代回回人倒剌沙史事钩沉》一文中使用了这条材料,但解读不十分准确,载《回族研究》2002 年第4 期金华道教

[48]《元史》卷138 《燕铁木儿传》云其设宴,一次即宰13 匹马,除娶泰定帝后八不沙外,另尚宗室女40 名,后房更是不计其数,以至有不认识者,第3333 页金华道教

[49]参见拙文《元代钦察人燕铁木儿事迹考论》,载《元史论丛》第十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年金华道教

[50]如张沛之《元代土土哈家族探研》,载《元史论丛》第八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Michael Brose, Qipchak Networks of Power in Mongol China, in How Mongolia Matters: War, Law,and Society , ed.by Morris Rossabi, Leiden/Boston, Brill,2017 等成果均未使用这条史料金华道教

[51]《元史》卷172 《邓文原传》,第4024 页金华道教

[52]《元史》卷172 《邓文原传》,第4024 页金华道教

[53]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收入氏着《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金华道教

[54]《元史》卷175 《李孟传》,第4084 页金华道教

[55][ 元]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3 《中书平章政事谥文忠李公行状》,涵芬楼景元刊本金华道教

[56]《元史》卷175 《李孟传》,第4084 页金华道教

[57]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第654 页金华道教

[58][ 元]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40 《故逸士高周佐墓志铭》;卷41 《故南城杨泰可墓志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三)、(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652 页下-653 页;第6 页金华道教

[59]《元史》卷175 《张珪传》误作“端”,第4071 页金华道教

[60]《元史》卷175 《张珪传》,第4073 -4074 页金华道教

[61]《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二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 年,第825 页金华道教

[62]尚衍斌、孙立慧、林欢《〈饮善正要〉注释》,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94 -95 页金华道教

[63][ 元] 王祯《农书·百谷谱集》卷5 《蔬属·韭》,王毓瑚点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年,第117 页金华道教

[64][ 元] 贾铭《饮食须知》卷3 《菜类·韭菜》,涵芬楼影印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学海类编》本金华道教

[65]《元史》卷190 《儒学二》,第4348 页金华道教

[66][ 元] 许有壬《至正集》卷75 《荐吴炳陈绎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341 页下金华道教

[67]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元诗纪事》卷1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312 页金华道教

[68]《元史》卷38 《顺帝本纪一》,第821 页金华道教

[69]《元史》卷190 《儒学一》,第4318 -4320 页金华道教

[70]《元史》卷90 《百官六》,第2295 页金华道教

[71]《元史》卷45 《顺帝本纪八》,第950 页金华道教

[72]《元史》卷202 《释老传》,第4524 页金华道教

[73][ 宋]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杨髡发陵》,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263 页金华道教

[74][ 明]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3 《诛髡贼碑》,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田艺蘅刻本金华道教

[75]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载氏著《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398 页金华道教

[76][ 元] 陶宗仪《辍耕录》卷4 《发宋陵寝》,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47 页金华道教

[77][ 明]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10 《书穆陵遗骼》,上海涵芬楼借侯官李氏藏明正德刊本景印金华道教

[78]其事迹见于[ 元]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 ,《大正藏》第四九册,佛院教育基金会印,1990 年,第721 页;[ 明]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62 《空空·妙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五册,第1570 页金华道教。后者文字与前者完全相同,当据其而录,二者均未提到掘陵之事。

[79]温海清《文天祥之死与元对故宋问题处置之相关史事释证》,载《文史》2015 年第1 期,第97 页金华道教

[80]《明史》卷285 《文苑一·危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7315 页金华道教

[81][ 明] 戴冠《濯缨亭笔记》卷1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华察刻本金华道教

[82]各版本均作“吴元节”,据文中所述其事来看,必为当时道教人物“吴全节”金华道教

[83]《元史》卷202 《释老传》,第4528 页金华道教

[84]参见拙文《马八儿国与元朝之往来及其相关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2 期金华道教

[85]《元史》卷210 《外夷三》,第4669 页金华道教

[86][ 宋]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192 页金华道教

[87]《农书·百谷谱集》卷10 《杂类·木绵》,第160 页;《农书·农器图谱集》卷29 《木绵序》,第414 页金华道教。另,14 世纪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Al Yūnīnī 在他的著作Dhayl Mir’āt alzamān 中亦提及马八儿国,该书注释者Ḥamzah Aḥmad ‘Abb ā s 为马八儿作注时谓“该地以制衣著名”,见Quṭub alDīn alYūnīnī, Dhayl Mir’āt alzamān , ed. by Ḥamzah Aḥmad ‘Abb ā s, p.668, Beirut: Abū Ẓabī li ’lThaqāfa waalTurāth,2007.

[88]《诸蕃志》卷下《志物》,第193 页金华道教

[89]《诸蕃志》卷下《志物》,第167 页金华道教

[90]叶静渊《“庵罗果”辨》,载《农业考古》1989 年第1 期金华道教

[91]《隋书》卷82 《南蛮·真腊》,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1837 页金华道教

[92]《诸蕃志》卷下《志物》,第200 -201 页金华道教

[93]章鸿钊《石雅》上编《珍异第二卷·麟睛》,中央地质调查所刊行,1927 年,第109 页金华道教

[94]《诸蕃志》卷下《志物》,第166 页金华道教

[95]《诸蕃志》卷下《志物》,第166 页金华道教

[96]杨晓春教授猜测或为橄榄,可备一讲金华道教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元珍本文集整理与研究”(18ZDA180)阶段性成果,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一辑,引用请核对原文金华道教。)

编辑: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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